2004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发现，南方汉族中：第二组（福建为代表）Y染色体的相同率较高（平均0.80），说明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的后代。线粒体DNA的相同率很低（平均0.224），说明基本是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综合两点，福建、云南等省区的居民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与南方少数民族女性婚配的后代。同时表明，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北方汉族中很少有女性移民，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男性很少传下后代。百越民族，在汉之后，就少见于史料，可以推论出秦汉对福建广东进行过屠杀？到底是真的假的？

很大可能不是屠杀，而是生殖优势，就是征服者享有更多的生殖优势，最后种群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群体。

**01，**生殖优势是王道

很多时候，群体变化，并不是战争，而是社会和生物医学导致的生殖问题.

之前有篇研究Y-chromosome descent clusters and male differential reproductive success: young lineage expansions dominate Asian pastoral nomadic population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论文中作者提到了，生殖优势往往和社会地位有关，有威望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婚姻生育、较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更多的妻子。

High reproductive success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high social status,‘ prestigious ’ men having higher intramarital fertility, lower offspring mortality and access to a greater than average number of wives.

举个例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陈熙曾经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以地处福建西北山区松源魏氏家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由于当地处于盆地，对外交流较低，可以视为一个较好的封闭群。结果呢，经历了一个清朝200来年，仅有13.61%的人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生存竞争后,能够拥有自己的后代,而其他大多数都已绝嗣。

这其中可没发生什么战争影响或者屠杀，单纯的就是不同人的生存问题，比如高死亡率和极短的预期寿命。

**02，**对于漂边群体，生殖优势更明显

对于发生过大迁徙的群体来说，可以理解为漂边群体，生殖优势更明显。我们借用一个额外的概念引入到同一个种中，相信这种现象大家都十分熟悉，就是生物学里典型的物种入侵问题。

一个外来物种引入后，有可能因不能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在系统之外；也有可能因新的环境中没有相抗衡或制约它的生物，这个引进种可能成为真正的入侵者，打破平衡，改变或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

其实，这种外来入侵，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物种，可能是同一个种的优势种群。

同一个种的优势种群可以快速扩大。

就比如新冠，也经历过很多次变异。比如最早在武汉上传的病毒序列中，这个位置的氨基酸是编码天冬氨酸(Asparagine,缩写为D)，也就是D614，而后来该位置发生了变异，氨基酸变成了甘氨酸（Glycine，缩写为G）。而变异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突变株获得了更大的生存优势，更容易感染[1]。

结果就是如上图所示，本来主要群体是橙色的D614，但是G614出现后，感染群体迅速扩大，并在全世界流传。

而在人类中，这种现象明显存在。典型的就是皇族，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满打满算也就是一家子几口男人。但是到了明末，朱元璋的后代多达100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生殖优势不断扩大的情况。

而这一优势可以被概括为两大类型，文化性质的和生物学性质的。

biological, with a need for men to be fertile, cultural, with a continued transmission of reproductive success over generations.

回顾下，朱元璋的生殖优势在于他本身获得的地位和财富，自然超越了其他人群，结果生殖优势越来越大。

事实上，征服者这种优势非常常见，征服者往往占据了当地的有权有钱部门，成为管理者，拥有超额的财富，所以他们更容易获得配偶，甚至多个配偶。与之对应的是被征服者，由于穷苦，不少甚至打光棍，这样下去就是群体变小。

此外，医疗条件等也是客观因素，征服者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不仅表现为自身可以活的更加长寿，而且在后代出生的时候，也是拥有足够的优势，要知道在古代，夭折是常见的情况。

这样此消彼长，经过一定的时间发展，最终就是征服者群体越来越大。事实上，历史上，皇族越来越大就是典范，就像大家熟悉的刘备，中山靖王之后，这个中山靖王有100多个孩子。

再比如很近期的一个人，满族中的觉昌安，就有百万级别的后代[2]。

Subsequently, two further examples of high-frequency DCs were described and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Qing dynasty descendants of Giocangga (died 1582) in Asia

之前复旦的严实博士还给出过超级祖先的研究。

中国人Y染色体最大的类别是O3a-M324（占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5000年前，M324产生了三个大的分支（我用红框标记了）：

一个在M117下，Oα,

一个在F444下， Oβ

还有一个在F11下，Oγ

这三支，是40%中国人的祖先。

更有趣的是这三个星状大扩张发生的时间分别是在5400年、6500年、6800年前，这三个年代正好分别对应考古文化中高庙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鼎盛期的开始时间。

中国北方全面转入农业阶段的时间也正好是6800年前，这也与黄河中游的6900-4900年前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6000-49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以及黄河下游7400-6200年前的北辛-6200-46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等的时间相契合。

虽然汉族现在人口这么庞大，但是汉族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当年生活在关中平原、山西盆地里的华夏部落的后裔，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03，**2个超级祖先贡献20%

除了上述三个超级祖先，还有俩个。一个是C3下面F1144的下游扩张，即南支，扩张时间可能比O3的三大簇略早，另一个是O1a1下面F78的下游扩张，年代可能只有4000年不到。

这两支的人口大概也各占了汉族的10%上下！

好了，上述的5个人，共同贡献了中国60%的汉族，牛逼enough！

我认为，这些人的扩散，不是主要依赖屠杀，而是生殖优势。

04，关于****汉民族南迁的记载

其实汉族南迁不仅是史书记载，基因证据也记录了。

金力老师研究汉族的时候，发现汉族基因可以很好地对应着群体迁徙，这足够证明汉族这个群体的客观存在以及他们的基因上印记了这三次大规模迁徙

文章发表在nature上。（这篇研究在国内影响很深，包括后来的曹操DNA事件，大体上就是复旦这个思路，就是用分子人类学来解读人类的近期事件，尽管大部分分子人类学研究主要focus 1万年以上的，而进入了1万年，属于人类的文明时代，战争，文化冲突等各种事情，严重干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

大规模的迁徙带来的规模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能直接从人口规模上超过原有土著，这也是导致南北汉族一致的一个因素。

**05，**关于南北汉族

南北汉族问题是个学术上研究的历史问题，就是我们人力财力有限，不可能把全人类都检测一遍，所以在做进化的时候，会选择典型的地方来作为代表，当年做千人基因组的时候，全人类选1000多个人检测，均到中国其实很少（就像世界杯为什么只给亚洲几个名额），中国人选择了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和西双版纳傣族（这个民族在东南亚广为分布），其他民族一概不取，后来才不断的补充了数据，再进一步，北方汉族只选北京为抽样地。

于是就有了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这个学术上的概念。

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南北汉族本身差异较小，比如大家熟悉的这张图

最后，这些年来，我也越来越认同汉族既是文明的结合，更是基因层面的合体。当然，如果有人把这个问题滑坡到纯种的事情上，那可能就念歪了经。

1 Montefiori D C. Spike mutation pipeline reveals the emergence of a more transmissible form of SARS-CoV-2[J].

2 Balaresque P, Poulet N, Cussat-Blanc S, et al. Y-chromosome descent clusters and male differential reproductive success: young lineage expansions dominate Asian pastoral nomadic popul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5, 23(10): 1413-1422.

3 Yan S, Wang C C, Zheng H X, et al. Y chromosomes of 40% Chinese descend from three Neolithic super-grandfathers[J]. PloS one, 2014, 9(8).

来源: 李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