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新浪新闻和捉谣记联合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谣言榜”中的174则疫情谣言为研究对象，基于内容类型、焦点对象、佐证手段等6个分析类目，对谣言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疫情谣言多为“传染”类话题，话语聚焦普通公众，以一到两种佐证方式和诉求表达为主，叙述式最为常见，恐惧情绪浓厚，在此基础上总结其文本策略：利用疫情痛点衍生话题，披上真相外衣迷惑受众，偏好夸张、极化的话语风格等，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消解建议。

2020年2月8日，新浪新闻和捉谣记联合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谣言榜”，该榜单一直持续到4月10日。本文以这一期间该榜单中所辟的疫情谣言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其内容特征进行考察，通过清除其中的重复信息和疫情无关传言，共收集到174条疫情谣言。

本文综合前人研究，设计疫情谣言文本分析框架，对现有研究成果中的类似指标进行了整合，由此设置了如下一级观测维度：内容类型、焦点对象、佐证手段、主张诉求、陈述方式和情绪类型。在二级分析类目上，本文则参考了陈登航、汤书昆、黄毅峰等人的研究，同时结合样本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获得30个变量（见表1）。

1疫情谣言的主要内容特征

1.1疫情谣言的内容类型：“传染”话题最多，其次为“民生”和“新规”

根据陈登航、汤书昆的研究，结合样本情况，将疫情谣言的内容分为5个类型：防护类、民生类、传染类、新规类和其他。

防护类谣言一般涉及对疫情病毒防御、抵抗手段的虚假认知，例如，“吸毒能预防新冠肺炎”“蜂毒能抑制新冠肺炎”等。民生类谣言主要指向疫情期间民众基本的社会生活与需要，例如，“疫情期间退休年审未认证停发工资”“福建初高三3月23日开学”等。传染类谣言大多关涉病例、病症、疫情扩散与公共卫生事件的恶化等方面，例如，“武汉某小区团购致30余人确诊感染”“上海出来三千例确诊病例”等。新规类谣言是指因疫情变化而专门设定的某些规则，例如，“不戴口罩驾车扣6分”“太原乘公交车要出示身份证”等。“伊朗卫生部部长因疫情问题而辞职”“公派留学生发表疫情错误言论”等谣言则属于其他类型。通过资料梳理，疫情谣言的内容类型见表2。

在内容类型方面，传染类谣言的数量最多，传染类话题受关注度大；其次为民生类谣言和新规类谣言；再次为防护类谣言；最后是其他类型的谣言。

1.2疫情谣言的焦点对象：以普通公众为主，其次为组织机构

根据阮璋琼和尹良润的研究，结合案例情况，将疫情谣言的焦点对象分为5种类型：普通公众、组织机构、社会名人、特定群体（某个阶层的特殊人群）及其他。

在话语焦点方面，数量最多的是聚焦普通公众的谣言；其次为聚焦组织结构的谣言；再次是聚焦特定群体的谣言；聚焦社会名人的谣言和聚焦其他方面的谣言数量相对不多。

1.3疫情谣言的佐证手段：以多媒体和权威加持为主，多数采用一到两种佐证手段

综合黄毅峰、罗文伶和邱铭心等人的研究，结合现实样本，将疫情谣言的佐证方式分为多媒体资料、现身说法、权威加持和具体信息4类。疫情谣言的佐证方式是以“多媒体资料”和“权威加持”为主大部分疫情谣言都能采用一种到两种佐证方法，很少同时借助多种证实手段。

1.4疫情谣言的主张诉求：以安全和新知为主，大多表达出一种到两种诉求

综合罗文伶、邱铭心、刘锐和雷霞的研究，结合样本实情，将疫情谣言的主张诉求分为5类：安全诉求、新知诉求、行动诉求、抗议诉求和救助诉求。疫情谣言以“安全”和“新知”为主要的诉求。

大部分疫情谣言都表达出一种到两种主张诉求，很少同时传递多种主张诉求。

1.5疫情谣言的陈述方式：多为叙述式，其次为公告式和报道式

根据罗文伶、邱铭心的研究，结合样本文本，将谣言的陈述方式分为5类：叙事式、报道式、公告式、科普式和其他。通过资料梳理，疫情谣言的陈述类型。就疫情谣言的陈述形式而言，叙事式的谣言数量最多。公告式和报道式也是常见的疫情谣言陈述形式，公告式的谣言宣告某个重要的事项或者行动；报道式的谣言通常披上“新闻”的外衣，以一种比较正式的形式传达某条消息。科普式谣言的数量相对不多，它们主要向受众推广、普及某类所谓的“科学知识”。

1.6疫情谣言的情绪类型：多为恐惧情绪，其次为敌意情绪

根据阮璋琼和尹良润的研究，将谣言的情绪类型分为5种：愿望型谣言（表达美好的期许）、恐惧型谣言（传递“威胁”或者“危险”问题）、善意型谣言（提醒人们远离麻烦或者呼吁人们救助某类弱势者）、敌意型谣言（造成社会对立情绪）、中立性谣言（没有特别显著的情绪偏向）。对相关疫情谣言的情绪类型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恐惧型谣言，这折射出了网民在疫情威胁面前的严重焦虑心理；其次为敌意型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疫情期间社会矛盾的激化；相对而言，善意型谣言与愿望型谣言的数量并不多。

2疫情谣言的内容策略分析

2.1利用疫情痛点衍生话题，建构威胁的集体意义

疫情暴发期间，与病毒传染相关的议题最容易催发民众恐慌，往往成为疫情谣言的一类议题。本文调查数据表示，“传染”主题的疫情谣言数量最多，它们关涉病例、病症、病毒扩散及由此带来的公共卫生事件恶化状况。这些信息触及民众的本体性安全，传递了一种社会性恐慌，而这种恐慌大多源自民众因病毒不断发展所导致的认知失调。与“民生”“新规”有关的不确定信息涌现，填补了一些意义空白，成为疫情谣言的二类议题。从这几种最常见的谣言主题来看，它们利用了疫情时代的社会痛点，捕捉到受众的认知空白，挖掘出其心灵深处对于疫情风险的恐慌。

而且，这些疫情谣言善于建构威胁的集体意义。聚焦普通公众的谣言数量最多，它们总是叙述着新近发生的“事情”，而事件的相关人员就可能在我们的身边，由此搭建起一种威胁的集体意义。现实中，疫情不断反复，人们行为的选择取舍要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这使得他们对各类新信息尤其是身边的新鲜事保持高度关注，以便从中获取某种确定性的答案。造谣者在将谣言信息时事化的同时，试图以“近距离揭秘”的手段赢得更多的注意力，并借助所建构的“威胁的集体意义”的推力，最终达成其传播意图。“威胁的集体意义”赋予了疫情谣言一定的传播价值，成为受众分享谣言的一个重要基点。

2.2披上真相外衣迷惑受众，诉求点清晰且集中

与封闭的纯文字表述相比，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可直接开启受众的视觉模态，进而强化谣言的主体信息。作为所有感觉的首领，视觉传递的意义直接且具体，容易让受众陷入传播者所营造的幻境中，然后接受其设定的内容。同样，来自专家、学者和机构的权威说法也颇受民众关注，因为在信息传播中，“谁告诉我们”中的“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对相关信息的态度。疫情谣言打着权威说法的幌子，提高了消息的传播价值，导致受众被其假定的图景所迷惑。在这些佐证手段的介入下，谣言的言说空间与受众的想象空间搭起了一层张力网，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这种张力会激发受众异化出更多扭曲的图景。

除了注意提升信息的可信度，疫情谣言的主张诉求也比较明确集中。通常，诉求点过多会增加受众处理信息的难度；反之，则有利于突出事件的重点与凝聚受众的情感。因此，明晰的谣言诉求点对其传播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目前，所有的疫情谣言主张中，以“安全诉求”最为常见。在疫情期间，诉诸安全的信息能够给民众提供一种解释性的控制感，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其不安的情绪。于是，很多谣言打着“风险事实充分”“疫情后果严重”的幌子横空而出，它们表达且满足了人们对于“安全问题”的想象，得以在社交媒体平台病毒式传播。

2.3偏好夸张、极化的话语风格，擅长运用情绪化的句式

较多的疫情谣言通过叙述的方式呈现，有着强烈的事实判断意蕴。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离奇、罕见的事情，它们令受众感到夸张、惊讶，以至于急切记住并传播，以待有人与他共享这种荒诞的感受；另一部分信息则通过惊人的数据、极端化的用词等方式博取公众关注，在公告式和报道式等其他常见的疫情谣言文本中，也可见“禁止”“全部”“一切”“都要”等强化的词语。显然，疫情谣言已经找到适合目标受众的话语套路，使其关注并接受谣言。

疫情谣言的另一大特点是情绪色彩比较鲜明，既有焦灼、忧虑，也有对立、抗议，其中，以恐惧不安的信息情绪占比最高。恐惧型谣言采用情节渲染、代价预警等方式组织情绪化的句式，制造出骇人闻听的效果。受众会不自觉地产生代入感，筑起警惕、防备之心，许多原子化的个人也因这种负面情绪而组成临时群体。同样，敌意型疫情谣言也具有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它们常常利用强弱对比、黑白对照等句法，触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疫情溯源阴谋论等问题。这些谣言充斥着隐蔽而强烈的偏见，很容易发展出一种社会性的盲从心理，致使受众深陷情绪漩涡之中，最终完全相信谣言就是“事实”。总之，情绪化的谣言句式拥有较强的召唤能力，能够刺激受众更高的传播意愿。

3 疫情谣言的消解路径

3.1应急管理部门应主动设置科普议程，积极培育公众健康观念

造谣者利用疫情社会的痛点炮制了大量的谣言，人们由于认知屡遭冲击，变得无所适从，对“传染”“新规”等传言的接收阈限也一降再降，这会影响合理的病毒防护信息的接收，引致更严重的社会风险问题。

应急管理部门应主动设置疫情科普议程，利用信息的首因效应培育其健康观念，为疫情应对工作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在疫情科普议程的设置上，需要重视3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何选择并设定议题，就本次疫情谣言传播的主题，可考虑把重点放在“传染”这个信息领域，向公众传递与病毒传染相关的健康信息，开展应急科普健康教育，保证正确的科学信息能够成为公众的精神支撑。其二，如何合理设计并传播议题，这就需要考量议题的角度与时宜性，尤其要注意议题的时宜性，在重要的节点上做到“先发制人”，尽早引导公众形成科学的防疫观点，这样既可消除无端的心理恐慌，也可降低往后信息纠偏的难度。其三，如何提高议题传播的有效性。在实践中，要推动议程信息的多渠道覆盖和全息媒体传播，使其走进社区、学校乃至农村边远地区；联动各科普机构、科研力量和影响力媒体推进议题的宣传，通过协同机制增强疾控健康话题的影响力，提升公众的健康信息素养，从而对谣言传播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

3.2科协、卫健委等专业机构应发挥专业作用，精准回应诉求，丰富辟谣证据的呈现形式

疫情谣言披上“事实”的外衣，通过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招致大量的围观。受谣言的误导，人们可能会错判疫情形势，采取不当的防范措施。要破解疫情谣言的伪装术，需提供高质量的辟谣信息与之抗衡。

对于疫情谣言，辟谣工作可从以下3个方面推进。首先，要体现专业性，用专业的知识撕破谣言伪装的面纱。各地科协、卫健委等专业机构应加强合作，通过专业知识将民众带出谣言的误区。另外，辟谣信息中的专业知识要尽量深入浅出，使公众通晓关键信息点。其次，跟进民众关切，精准回应诉求，消除其疑惑。过最后，要以多元化的证据抗击谣言，提高信息反驳的力度。正如造谣者会采用一两种佐证方法提高信度，辟谣信息也可加强证据的呈现以争取更多的支持。专业机构可在文本中陈列多个确凿的科学证据，其中，图片、视频、Flash等“视觉元素”可作为关键的反击武器出现在辟谣信息中，强力击破谣言中的不实内容。

3.3辟谣平台应增强谣言情感属性的辨识，实施辟谣分类工作，推动科学与公众对话

疫情谣言通过“叙述”“公告”“报道”的形式捕获受众注意力，以强烈的情绪化信息形塑他们的感受。在情绪的推动下，人们出现“抢购”“抗议”等行为。疫情谣言的治理也需考虑情绪视角，提升公众的情绪调试力和信息纠偏力。

鉴于疫情谣言具有显性的负面情感特征，辟谣平台可以从情感分析的基点出发，提取副词、否定词和名词等语料特征，建立疫情谣言情感词典。在此基础上，构建信息抓取模块，设置科学的情感计算规则，对疑似谣言的文本进行正负向情感均值差、强烈值分歧度等数值计算，实现疫情谣言的自动抓取。由于疫情谣言存在几类较大的情绪受众群体，在辟谣工作中也应重视受众的细分。针对恐惧型谣言群体，可直指传言的漏洞并告知相应的套路攻破之道，同时要加强卫生救治、物资储备等科学应急信息的宣传，避免其对不确定的破坏性后果的高估。对于敌意型谣言群体，为防逆火效应，辟谣工作应摒弃强制式的纠错方式，采用柔性的匡正式风格，在商议的核实过程中，提高其对伪阴谋论的思辨力。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有长期存在的可能，要在更大的范围、更稳定的层面上控制情绪性疫情谣言的不良影响，应推动科学与公众对话，重建网络公共理性。科学与公众不仅要面对面，两者之间还要建立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对话中达成信息的“解码共通性”。辟谣平台可联合各专业领域开辟科学互动频道，设置“问答”“探究”“在线”“求证”等服务功能，使公众随时找到可咨询、可对话的通道。平台还应不断新增有效的内容供给，保证对话贯穿风险存续的全程，最大限度地统一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