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谎是人脑最复杂、最高要求的成就之一。孩子们也必须得学会如何去撒谎，而一些患有某类型额叶受损的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 对前额叶皮层的电刺激似乎可以提高欺骗能力，大脑的这一区域可能与人类决定是否说谎息息相关。

- 大多数人都无法识别虚假陈述。现在一些测谎仪在这方面更胜一筹，但远非完美。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使用大脑成像方法来区分真相和谎言。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增强可能是我们决定是否撒谎的信号，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谎言本身的信息。

一位51岁的患者（我更愿意叫他“匹诺曹先生”）常会遇此窘境：当他试图说谎时，便会昏倒并抽搐。从本质上来说，他成为了木偶奇遇记中说谎鼻子会变长的“匹诺曹”。

对于这名患者而言，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位欧洲经济共同体（即欧盟前身）的高级官员，他的谈判伙伴可以立即判断他是否在说谎。他的病症是一种罕见的癫痫，不仅危险，而且对他的职业不利。

格斯特拉斯堡大学医院的医生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患者脑中一个核桃大小的肿瘤。它可能提高了与情绪相关大脑区域的兴奋性，当“匹诺曹先生”撒谎时，这种兴奋传递至杏仁核结构引发癫痫发作。肿瘤切除后，这种情况就停止了，患者才得以恢复工作。1993年描述此案的医生将这种情况称为“匹诺曹综合征”（Pinocchio syndrome）。

匹诺曹先生的困境表明了大脑结构微小变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它说明说谎是人类行为举止的重要组织部分；如果不说谎，我们将很难应付一些事情。当人们一直在讲真话时（帕金森病或大脑额叶的某些损伤破坏人们说谎能力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往往被认为是不得体且伤人的。

在日常生活中，仅是出于礼貌，我们也总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例如：您的自制馅饼很棒（其实很糟糕）；不，奶奶，你什么都没打扰（实际上她打扰了）。小小的伪装可能会舒缓人际关系而不致造成持久的伤害。

然而，研究人员对我们生活中的谎言知道多少呢？谎言无处不在吗？小孩子通常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谎的？说谎和说实话哪个更费脑筋？大多数人都善于发现谎言吗？在甄别谎言时，是人类还是机器更擅长呢？探索此类问题的科学家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包括他们发现对于幼儿而言，撒谎是他们掌握一些重要认知技能的标志。

信口雌黄还是实话实说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谎言是必要的。思想家历来都反对这种观点。十诫律（The Ten Commandments，是《圣经》记载的上帝借由以色列的先知颁布的十条规定，被大多数基督徒奉为生活的准则，译者注）告诫我们毋妄证，要说实话。摩西五经（The Pentateuch，是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是犹太教经典中最重要的部分，译者注）也很明确地表明：“你不能对身边的人作伪证。”伊斯兰教和佛教也谴责撒谎。对于18世纪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而言，谎言是“人性中激进而固有的邪恶”，即使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也应避免。

而现在，许多哲学家对此有了更多微妙的看法。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斯坦格（Bettina Stangneth）认为，撒谎应该是规则的例外，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依赖于被告知的真相。她在2017年的著作《解密的谎言》中指出，谎言（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自卫手段）能够让人们隐藏自己，躲避闯入他们舒适区的人所带来的伤害。斯坦格说，让孩子们误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坦诚相待是不明智的。

并不只是人类会撒谎。在高等哺乳动物中，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中也观察到了各种欺骗行为。新大脑皮层（大脑最近进化的部分）对该功能至关重要。正如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在2004年所表明的那样，新大脑皮层的体积可以预测各种灵长类动物能够欺骗的程度。

孩子们得学会撒谎

小朋友们喜欢编故事，但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才会说出第一个有目的的谎言。在他们开启“骗子职业生涯”之前，孩子们必须首先掌握两个重要的认知技能。一个是道德推理：即认识和理解社会规则，以及违反规则时会发生什么。例如，如果你承认（犯错），你就会受到惩罚；但如果你撒谎，你就会逃脱惩罚。

另一个则是心智理论：即想象别人在想什么的能力。我需要意识到，如果我的妈妈看到我在狼吞虎咽的话就不会相信是狗咬住了最后一个汉堡。作为心智发展的一步，孩子们还需要意识到他们才知道而父母不了解的实情，反之亦然。而这些通常是在三四岁时习得的。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M. DePaulo）表示，人们平均每天编大约两个故事。他在2003年进行了一项需要参与者填写“谎言日记”的研究，但这种行为需要花费时间才能变得熟练。2015年一项超过1000名参与者的研究调查了荷兰6至77岁志愿者撒谎的情况。分析表明，儿童最初很难明确地陈述可信的谎言，但是撒谎的熟练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18至29岁的年轻人撒谎能力最强，大约在45岁之后，人们开始逐渐失去这种能力。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还可以看到类似的倒U形曲线，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应抑制——一种抑制人对某种初始反应的能力。这就是当我们最好保持沉默时，选择不对老板发火的原因。这种模式表明，该调节过程就像欺骗一样，是由新皮层控制的，后者可能是成功说谎的先决条件。

（academic.oup.com/cercor/article/20/1/205/417824）

当前对“欺骗相关心理过程”的看法认为，与说谎相比，人们更容易说真话，并且说谎需要更多的认知来源。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事实，然后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合理且一致的场景，且该场景不能与可观察到的事实相矛盾。同时，我们必须压制真相以防走漏消息——也就是说，我们得瞒天过海。

此外，我们还得能够准确评估听众的反应，以便在必要时能够熟练地根据原始故事情节进行改编。还有在道德层面，我们必须给自己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找到合理的动机。所有的这些决定和自我管理意味着说谎是由前额叶皮层管理的，前额叶皮层是大脑中负责执行控制的区域，包括了计划、调节情绪和行为等过程。

天庭之下

大脑成像的研究也表明了说谎比吐露真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且其思维过程需要涉及前额叶皮层。2001年在一项前沿研究中，已故的神经科学家肖恩·斯宾赛（Sean Spence）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通过相对简单的实验装置验证了上述想法。

当受试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扫描仪中时，他们通过点击屏幕上“是”或“否”的按钮来回答日常生活的问题。根据题目的颜色，他们会如实回答或撒谎。（研究人员通过事先采访已经知道了真实答案）结果表明与诚实作答相比，受试者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编造虚假的答案。此外，在说谎时，前额叶皮层的某些部分更加活跃（即产生了更丰富的血供）。综合上述发现，表明说谎时大脑的某些执行部分需要进行更多的处理。

一些后续研究也证实了前额叶皮层在撒谎中起到的作用。然而当我们撒谎时，仅仅指向某些脑区是活跃的，并不能揭示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外，在早期的研究中，所设定的情景也很难真实模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实际情况。研究对象在面对早餐吃了啥这样的琐碎小事上，可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诚实。

为了解决这一最终难题，2009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其中的受试者在利益诱惑下会有不诚实的举动。当受试者躺在fMRI扫描仪内时，他们被要求预测出电脑产生的抛硬币结果（受试者的招募通知表明该项研究是为了测试他们具有预言的超自然能力，即使是神经科学家有时也得为了更高的科学目标而采取“误导”的手段）。

（www.pnas.org/content/106/30/12506）

志愿者输入答案后，如果与电脑实际结果相一致，他们将获得多达7美元的奖励，但是错误的答案也会让他们产生经济损失。所以在测试中途，一些志愿者不得不坦诚他们并没有预测能力。而在另外一些测试中，志愿者在电脑完成抛硬币的操作（并知道了答案之后）才会向工作人员告知他们的预测是否正确。即使他们对自己的“预测能力”撒了谎，他们依然能够得到报偿，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受试者都根据后一情况进行牟利。

因此，格林能够通过观察预测准确率来判断受试者的诚实程度：诚实的受试者大约有一半的时间能够正确地进行预测，然而撒谎者则会声称他们的准确率令人难以置信地超过了75%。试验结束后，也有部分撒谎者囿于内心道德谴责，承认了他们进行了欺骗。

格林暗自思衬，该如何来区分受试者的诚实与否呢？fMRI的数据分析表明，当诚实的受试者作答时，他们前额叶皮层中，与自我控制相关的特定脑区活动程度并未明显增强。相反，撒谎者作答时，该区域血流量显著增加。对于反应时间的分析也与上述结果相一致，即使有作弊的机会，诚实者在作答时依然毫不犹豫，显然他们从未想过要撒谎。与之对比，撒谎者则需要更长的作答时间。

相当有意思的是，不论撒谎者是在扯谎还是偶尔说出一些实话来掩盖谎言，前额叶皮层控制区域的活动都会增强。格林认为不论撒谎者做出什么决定，上述区域的活动强度都反映了他们决定是否撒谎的过程。

除了通过测定特定脑区的活动程度来判断撒谎与否，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哈迈德·卡里姆（Ahmed Karim）和同事们通过名为经颅直流电刺激的方法在外部影响大脑活动。这一方法安全无痛，它将两个电极与头皮相连并定位，这样微弱的电流就会刺激特定的大脑区域。

（www.ncbi.nlm.nih.gov/pubmed/19443622）

为了让试验尽可能地模拟真实情况，实验团队发明了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受试者们将假扮小偷，蹑手蹑脚地进入一个没有监控的房间后从夹克口袋的钱包里偷走一张20欧元的钞票。他们被告知部分参与者是无辜的。而偷窃后，受试者将接受审讯。如果他们的辩词没有前后矛盾且能够通过审问，就可以将这张钞票据为己有。

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还被要求尽可能真实地回答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比如说明夹克的颜色）因为即使是无罪的人也会像小偷一样记得上述细节，但是后者会在关键问题上撒谎（比如钱包的颜色）。在询问前，每个人的头上都安装了电极，但是仅对一半的受试者（即实验组）施加电脉冲刺激，而另一半人则会作为对照组。

大脑刺激助力骗术增强

在卡里姆的研究中，电极被用于降低前额叶皮层前端的兴奋程度，早期研究表明该区域与道德和伦理决策息息相关。当该区域被抑制时，撒谎能力显著增强。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受试人员撒谎频次相仿，但是前者会更善于撒谎：试验组的受试者倾向于将事实与谎言糅杂，更难被人发现，同时他们的反应也更加迅捷。

研究人员排除了大脑刺激能够显著提升受试者认知能力的可能性。同时在一项更复杂的注意力测试中，两组受试者的表现并无二致。显然卡里姆的团队显著地提高了受试者的撒谎能力。

对于上述结果一个可能的解读就是，电流能够短暂中断前额叶皮层前端的功能，让受试者减少考虑该行为在道德层面带来的后果，从而更能集中精力来编造谎言。两项其他组进行的后续研究也表明尽管借助不同的实验装置且靶向不同的脑区，直流电依然能够影响撒谎水平。

但是，上述所有研究中都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受试者的撒谎情况进行评估。在实验室外，用电流刺激特定脑区是否也会起作用依然是个未知数。况且能检测上述假说的仪器也没有被发明出来。

谎言检测的挑战

在另一方面，测谎仪，这一用于检测人们是否吐露真言的仪器也已经投入使用数十年之久。这一仪器十分必要，因为人类不能很好地识别谎言。

测谎仪则更善于测量与说谎有关的多种生物体征（比如皮肤的电导率和脉搏）。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译者注：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主张以整体的动力结构观来研究心理现象）维托里奥·贝努西（Vittorio Benussi）在20世纪10年代初期提出了一款基于呼吸作用进行测谎的原型机，后续的测谎仪都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并发扬光大。

即使如此，测谎仪的实用价值依然有待商榷。1954年，西德联邦法院禁止在刑事审判中使用测谎仪，理由是这种“对被告灵魂的洞察”（一份1957年的裁决文件称）会损害被告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自由。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推理似乎有点夸张;即使是最新的测谎仪也没有这种能力。然而最近更多的批评都认为该仪器不够可靠。

其他国家的法庭则确实接受了测谎仪的测试结果作为当庭证据。在著名的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一案中，作为社区看护志愿者的齐默尔曼在2012年射杀了一位名为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黑人少年，前者声称他是出于自卫，才进行的反抗。随后齐默尔曼的无罪释放引发了美国关于种族歧视的大辩论。警方的审讯涉及了一种特殊的测谎仪测试，其中包括了所谓的计算机声音压力分析。这一证据后来作为当庭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无辜，虽然也招致了科学界对于测定方法的猛烈批评。

测谎仪的确能够提高对于撒谎行为的检测率，但是它们也经常犯错。一种名为犯罪知识检测的问询手段与测谎仪联用时效果较好。嫌疑人被要求做一些多选题，其中的答案只有真正的凶手才能知道。（这一方法非常类似于前述扒手角色扮演的研究）其背后原理在于当被问及可能会暴露其罪行的细节时（“钱包是不是红色的？”），罪犯会表现出明显的生理兴奋，体现在皮肤电导率增加以及反应时间的延迟。这一方法的准确率可以高达95%，并且无辜者几乎不会被诬陷。虽然该技术是目前为止最精确的技术，却依然不够完美。

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实验希望探究诸如fMRI之类的影像手段能否用于有效地检测谎言。所进行的测试主要着眼于前额皮层在进行真实与虚假陈述时不同的激活模式。在美国，已经有多家公司致力于推广fMRI在测谎领域的应用。其中一家吹嘘自己的机器在保险公司、政府机构等多个领域能够大显身手。他们甚至声称能够提供关于“降低约会风险”、“人际关系的信任问题”以及“性、权力以及金钱等潜在话题”等方面的信息。

但是fMRI法依然有缺点。一方面，对于说谎与吐露真言的反应，群体的平均结果差异显著，但不能说明这种差异会体现在个体上。此外，研究人员还没能找到我们说真话时被激活更强烈的大脑区域。因此，一个人的诚实只能通过没有说谎的迹象间接地表现出来。另一个问题则源于格林的发现，前额叶皮层部分血流灌注的增加可能表明一个人正在决定是否撒谎，而不一定在撒谎。这种模糊性会使fMRI的解读变得困难。

到目前为止，法院已经拒绝将fMRI测谎仪作为证据。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目前还没有一种机器可以读取人的思想，并在说谎时窥探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