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有些女性视怀孕和分娩为一段愉快、自然、满足的经历，有些女性则对在子宫中孕育并抚养孩子的身体要求感到恐惧，对分娩潜在痛苦的恐惧就更甚了。有些人可能把怀孕、分娩带来的血、汗、泪视作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必要组件。

还有些人则不那么认为，比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她在著作《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1970）中毫不客气地把分娩的过程描述为“野蛮”、类似于“拉出一个南瓜”。而大多数人，比如我自己，都在这个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或者就始终站在居中的立场上。

无论对怀孕一事的“自然性”持何种态度，不可否认的是，人造子宫技术（也即体外发育）的发展一定会让这场激烈争论发生根本性变化。首先，这种技术显然能带来医疗上的好处：高危孕妇可以将胎儿转移到人造子宫中，从而在保证胎儿成长的同时，将自己身体承受的伤害降到最低。

同样地，有早产风险的胎儿也可以提前转移到人造子宫中，按照要求走完正常的分娩前发育过程。现在看来，血、汗、泪终究不是怀孕分娩过程的内在属性。

其次，人造子宫技术对女性还有相当重要的积极社会意义。对费尔斯通来说，人造子宫可以通过缓解生育过程中的严重性别差异消除目前导致女性受压迫的一大关键因素。虽然两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无可辩驳，但费尔斯通认为，由于生育劳动分工并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还渗入了核心家庭理念，两性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成了对女性的极大压迫。

然而，如果胎儿能够在人造子宫中成长，那么女性就终于摆脱了生育义务，可以自由追寻自己的兴趣和期望了。

即便是这种对人造子宫医疗潜力和非医疗潜力的粗略概述似乎就已经颇为有力地支持了这项技术。要是在名单上再加上为数不少的因此而重新获得生育可能的女性，那么人造子宫技术就几乎成了板上钉钉的好事。因此，当研究人员在2017年成功地在模拟羊子宫环境的袋子中孕育8只小羊羔时，主流媒体对此大肆报道也在意料之中。

虽然研究人员尽了最大努力给公众的热情降温，但大家还是把他们的发现重新定义为“促进了人造子宫的发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费尔斯通在几十年前提出的看法又重新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5112）

费尔斯通的主张的确仍旧受到了当代女权主义者的充分支持——例如，哲学家安娜·斯玛多尔（Anna Smajor）就在她2007年的论文《体外发育的道德需要》（The Moral Imperative for Ectogenesis）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费尔斯通的观点——但人造子宫热度的再度升温掩盖了这项技术在解放女性方面的潜力其实十分有限的现实。

首先，人造子宫能够保证的生育劳动公平再分配仅限于怀孕过程本身。然而，产后的抚育工作很大程度上仍旧需要女性付出更多劳动。按照社会的普遍期待，她们需要给孩子母乳喂养、挤奶，不仅得把孩子抚育成人，还得把他培养成才。

这里的讨论并不妨碍那些有能力并且的确承担了传统上划分为女性任务的伟大母亲，但这也确实提醒了我们，那些没有做到这么好的女性——无论是出于自我选择还是其他原因——都会遭受谴责、承受污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造子宫是否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造成生育让女性饱受压迫这一事实的社会条件仍是未知之数。

这就为旗帜鲜明地支持女权主义事业提出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人造子宫有望缓解（女权主义者眼中）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受到的身体压迫，但这个技术并不一定能解决观念层面上的问题——也即人造子宫技术并没有挑战特定的男权价值观，但在女权主义者眼中，正是这种价值观造成了生育过程给女性带来的压迫。实际上，如果更深入地从形而上角度研究人造子宫技术，你会发现它甚至可能对女性解放事业造成破坏。

哲学家萨基·芬恩（Suki Finn）在Aeon网上撰文阐述了两种据说体现了如今西方世界对怀孕过程理解的形而上模型。第一种叫作“组件模型”，也即把胎儿视作孕妇的一部分，就像她身上的手、脚、肾那样。第二种叫作“容纳模型”，也即把胎儿和孕妇视作两个独立个体，这个模型催生了主流文化中的“胎儿容器模型”。

芬恩指出，正是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才能称胎儿是“烤箱里的面包”（译注：西方俗语，指“肚子里的宝宝”），或者把胎儿描述为在黑暗空间中漂浮的宇航员，而不是附着在子宫壁上的胚胎。

如果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容纳模型说明问题，倒也无伤大雅。问题在于，这个模型已经应用在了一些贻害颇深的领域。正如社会学家阿姆里塔·潘德（Amrita Pande）2010年在对印度商业代孕产业（研究发表后被禁止）的研究过程中证明的那样，代孕诊所利用这种孕妇和胎儿相互独立的概念开发了各种不人道的产前护理流程。他们利用这种流程灌输了各种不利女性的观念，最为突出的就是怀孕过程中“容器的可替代性”。这个案例表明，即便形而上的容纳观或许的确在道德层面上居于中立位置，但它在社会文化中的外在体现已经朝着为男权环境所利用的方向发展了。

就特定的生育医疗实践来说，其合理性取决于我们从何种概念框架的角度去理解。运用人造子宫代替怀孕某个阶段或全部阶段的这种想法本身就反映了对胎儿和孕妇分离性态度的认可。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人造子宫技术必然带有对胎儿容器模型的认可，但目前这场争论中的言辞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主攻生殖方向的生物学家罗杰·戈斯登（Roger Gosden）在《设计婴儿》（Designing Babies，1999）一书中将子宫比作“智能孵化器”。

女权主义学者伊蕾娜·阿里斯塔霍娃（Irina Aristarkhova）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人造子宫技术的合理性已经不再是那么“可行的概念”——至少这背后涉及的问题要比我们原来预想的复杂得多。推想起来，如果将胎儿视作孕妇的一部分，那么人造子宫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胜任这个角色呢？想必十分有限。

当然，我们也可以转而提出一种新的胎儿-孕妇关系，一种可以延伸到机械和机器领域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涉及的东西就实在太多了，需要单开一篇文章讲述）。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愿意直面怀孕分娩的生物学现实——也即胎儿和孕妇实际上不可分割看待——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我们终究需要面对一个必须借助机器的未来（或者一个完全没有此类机器的未来）。

（pdfs.semanticscholar.org/ec1f/3a34754d4f2808706389b10314634caaf423.pdf）

然而，女权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任何应用了有问题怀孕模式原则的技术都会在无意中延续这些问题或使其正常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只能把贬低生育行为和淡化胎儿-孕妇关系的做法视为与女权事业背道而驰。不可否认的是，人造子宫技术一定会让很多人获益（女性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它是否能真正为女性解放事业作出贡献仍旧充满了疑问——无论这种想法只是人们的猜测，还是别的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人造子宫肯定能缓解部分女性目前面临的身体限制，但是，在没有解决男权模式（这或许是人造子宫技术自身的基础）的问题之前，这项技术在女性解放事业上的总体潜力仍旧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