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940年 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1939年 5月确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1942年，年过花甲的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任院长。毛泽东称他为“坚强的老战士”，朱德称他为“当今一圣人”。

徐特立是十分称职的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他在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创刊号上撰文称：“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

这段话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字字珠玑，掷地有声！深刻地阐明了科学与国力、社会、政党之间的内在关系，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徐特立还说：“自然的规律是必然的。科学！你替人类服务也只能循必然的途径。”

徐特立又说：“没有实际的理论是空虚的；同时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的。所以学科与术科是科学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而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和经济建设“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

以上这些徐老在80年前所写的文字，其真知灼见，令我在80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徐特立明确指出：“科学在中国园地上发展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我们知道，“科学”这个词汇，不是中国所固有的，中国同科学这个词最为接近的是“格致”。《礼记·大学》有“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致诚正”是本，“修齐治平”是末，格物致知是实践出真知，格致者，科学也。

科学这个词首次引进中国，是101年前，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在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期上撰文，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 ）和“赛先生”（Science ），并说“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赛先生”作为这场运动的大将，冲击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统治、破除了教条与迷信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活力。

“赛先生”到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可概括为“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五四”之后为“四科”而努力奋斗、取得成功者比比皆是。1930年代到1940年代，国难当头，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正是秉承了科学精神，并传递给下一代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取得了自己独具特色而又有优势的科技发展的伟大成就。

延安自然科学院，既从事科学研究，又搞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工作。它设有大学部和中学部。大学部设有物理、化学、地矿和生物四个系，学制三年。为适应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该院还建立机械实习厂、化工实习厂、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等，学院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队伍，在配合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中学部则分为预科和初中两个部分。1940年春至1945年冬，全校师生员工共约300人。1943年秋后，延安自然科学院与鲁迅艺术学院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自然科学院迁至张家口、建屏、井陉，改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1952年改建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易名北京理工大学，已发展为国内一流的理工科大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当时既是进行自然科学教学的最高学府，又是进行自然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许多学科的学会都设在这里；院内建立了一幢科学馆，许多学术报告会、讨论会、专题讲座都在这里进行。徐特立积极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大力开展学术问题讨论。徐特立认为，这是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工作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先河，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科学技术教育与研究的道路，从而在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今天，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致力科学技术教育与研究，学习和继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工作者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勇于进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理想，对促进我国现代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