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与新科技革命。制定实施纲要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科技事件，当年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

每当想起那3年岁月，总是有很多的感慨。那3年对我来说是忘我的岁月，是投入全部身心的岁月，是一个和所有参与过程的科学家、企业家一样，把国家利益、民族未来放在最优先位置的岁月，更是让我不断提高、终身自豪的岁月。

我今天就拿几个片断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从大飞机谈起。

2000年，我在科技部办公厅任调硏处处长，偶尔看到一本杂志叫《经济管理文摘》，里面有篇文章题为《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这是高粱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运10飞机1970-1980年的研制过程。这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这种吸引不仅因为大飞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更想从文章中看到科技发展究竟应当循着什么样的规律去走。

当时我们已经走到大飞机的门槛上，或者说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大飞机的阵营。但是最后我们退回去了，选择跟美国的公司合作组装飞机。经过10年的合作，美国公司决定不干了，我们又回到了零点。这个10年可以说刻骨铭心，充满了耻辱。

我们为什么要自废武功呢？为什么不多一些坚持，做出10年磨一剑的事情？从2000年一直到2008年，整整8年的时间，我一直坚持大飞机的战略研究，跟热衷于此的同道者们一起不懈努力着。

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调研组，组长是徐冠华部长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郑新立副主任。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做了很多系统深入的研究，几乎到过中国所有飞机制造公司，拜访过所有与此有关的企业家、科学家和领导，我们对大飞机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正是这项研究，让我第一次确立了战略思维，让我第一次学会了从战略层面上来思考技术问题、体制问题、政策问题。

第二，以市场换技术的局限。这个问题至少争论了40年，直到今天依然还有许多的争论。技术引进不仅对我们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很重要，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需要的。

我们谈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过要进行技术的引进，甚至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有赖于技术的引进。我们在许多领域技术取得进步都跟技术引进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在许多案例和政策研究中看到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单纯技术引进的局限性。

中国有很多技术引进的成功案例，比如说大型燃气轮机，通过一个三峡工程走到世界最前列；高铁的例子大家也有很多感受。但是在乘用车领域，30多年技术引进到底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

我住在深圳，每次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看看路边停的都是什么车。小区非常大，可能有上千辆车，98%以上都是外国品牌，能够数得上的国产品牌大概不会超过5辆，其中还包括我自己的一辆。我们引进了30多年，但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什么还是这样一种形态呢？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些领域引进成功，而在乘用车领域技术引进不成功呢？

看看邻近的日本、韩国。他们几乎可以获得西方所有先进技术，但他们从来没有躺在别人身上，而是搭建技术研发平台，致力于消化吸收，致力于打造自主品牌。今天，他们在世界汽车市场已经有了一席之地。我到欧洲去，看到那么多日本车、韩国车。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强调买自己国货的国家，那里也有大量的日本车、韩国车，却看不到一辆中国车。

这就说明，引进技术只是技术贸易，只是引进技术物化的产品，但技术能力是引进不来的。技术能力的成长必须经过自主开发的过程，技术贸易永远不能代替自主创新。

第三，自主创新不是自我封闭。中长期规划讨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自主创新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自主创新会不会导致我们走到闭关锁国，不许人们去进行国际交流。我相信，中央和科技部领导提岀这种思想一定不是要自我封闭，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是开放和交流。我们只是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拥有跟别人进行对话和博弈的资格，甚至某些领域逐步站到主导位置上。

其实技术的交流，包括技术的引进，本质上都不是先进者对落后者的施舍，而是一个珍珠换玛瑙的游戏。我以前写的文章已经谈到这个观点，你有什么底气可以跟别人进行对话？你有什么资格跟别人进行交换？这是决定整个开放结果的关键所在。

以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合作为例，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要参与国际空间站计划，别人连理都不理，根本不让我们参与。但当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甚至取得了进展以后，别人就主动向我们摇起橄榄枝。这就是一种博弈能力，一种对话能力。

最后谈谈美国的自主创新。最近我看到一份美国人工智能的倡议，里面有句话请各位注意看看。这份倡议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2030年前美国在人工智能开发及相关领域保持领先，包括高端制造和量子计算。”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话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如果今天我们在政策层面上再提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会受到很多来自内部的质疑和批判。但这就是一直作为我们学习追赶对象的美国，在人工智能倡议上所提出来的观点。

周其仁先生若干年前在一个中美经济对话会上，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先生提岀一个观点：在全球分工体系下，假定美国生产大飞机，中国生产服装鞋帽，构成从高端到低端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样一种分工体系下，两国相安无事，你卖你的高端产品、卖芯片、卖大飞机，中国给你贡献服装鞋帽。虽然一个芯片能够换得一个大集装箱甚至一整列车的服装鞋帽，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假如中国也要研制大飞机，美国有何感受？

弗里德曼先生脱口而出：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因为在美国人的思维当中，保持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是他们的生存王道。当看到中国在技术领域所做的努力，当看到中国企业一步步靠近美国的时候，美国人会做何感想呢？美国人会做何行动呢？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对华为这样的企业展开全球围堵，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再比如，深圳华大基因是做基因组测序的领军企业。如同华为在IT领域一样，华大在BT（生物技术）领域也走到了世界前列。早在2011年，华大就遭到了围堵。当我们将测序技术开始投入商用时，美国人意识到这将对他们形成挑战，便采取非常拙劣的手段，阻止新的仪器卖给我们，老的仪器也不负责维修，同时把耗材价格升高一倍。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要把华大困死，那时候华大要么死亡，要么做小老弟臣服于他。天无绝人之路，经过5年的努力，华大的高端测序仪硏制已取得突破，今后可以不再受制于人。

这是什么领域？这就是大国重器，我形容它是IT领域的IC。没有这样一个重器，我们所有获得的基因组数据都将拱手让人，或者我们获得数据的途径都将受制于人。我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这样的路径，期望有更多像华为、华大这样的企业能够崛起。

（作者系科技部原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本文由本报记者张克根据作者在11月13日由科普时报社、中国科普网主办的MSTA大家系列科技讲座上的演讲速记整理而成，并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