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吉1895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1921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任实习医师、住院医师，并在该院儿科门诊——哈丽雅特·莱恩之家（全美第一所附属于医科大学的儿童诊所）工作。

1928年，他来到北京，任协和医院儿科副教授、主任；

1930年返美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儿科学，同时任纽约儿童医院（Babies Hospital）主任医师，1931年起兼任化学实验室主管。

1942年，魏吉成为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童医院院长，随后将包括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发明者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畸形学之父”约瑟夫·瓦尔基尼（Josef Warkany）等在内的大批优秀医学人才招致麾下，待他1963年离任之时，该院已成为全美领先的儿童医学中心［7-9］。

1963年起，魏吉开始担任《美国儿童疾病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Diseases of Children）主编，直至1972年退休［10］。

1973年，他赴佛罗里达大学担任儿科学教授，1977年病故［7］。

魏吉曾任美国儿科研究协会、美国儿科协会、美国儿科委员会主席。1956年因对牛奶营养价值的研究获美国儿科学会颁发的“博登奖”。1967年因对儿科学所作贡献获美国医学会授予的“亚伯拉罕·雅各比奖”。1977年，他去世前不久获得了美国儿科学会最高荣誉“约翰·霍兰奖”。魏吉一生学术研究成果众多，主要集中于儿童疾病、营养学和肝病研究，在儿科学教育、科研、临床、学术出版等方面亦作出了诸多贡献，被载入美国儿科学史册［11］。

1928年，协和医院儿科主任露丝·盖伊（Ruth Guy）休假，魏吉作为副教授代管儿科［12］。1929年，盖伊结婚之后转到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工作，魏吉遂接任儿科主任［5］。此时协和儿科尚未独立，仅是内科的一部分，人员尚不充足，急需补充优秀的儿科医生。如《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一书所说，“一度协和医院90%的病人是婴儿和儿童，在美国，儿科刚刚从内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学科……逐渐在少数几个医学院中成为一个领先的临床科室……然而，在北京，接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儿科医生仍然为数甚少［4］。”

诸福棠1927年毕业后在儿科担任助理住院医师，期间不仅从事临床工作，还通过对病例的观察、分析，撰写了不少论文，其中就包括他与魏吉合作完成的儿童原发性肺结核研究。二人选取了协和医院儿科1923至1927年收治的4例儿童肺结核病例，对其临床特点进行了总结：年幼儿童、广泛的肺部浸润（且常见于上肺）、一般情况较好、结核菌素试验阳性、结核杆菌痰涂片检查阴性、慢性病程但预后相对良好、残留肺门淋巴结肿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文献回顾和综述。自1921年德国学者首次报道后，便有许多儿科学者关注这一类型的儿童肺结核，魏诸二人的这篇论文应是在中国进行此方面研究的较早的医学论文［13］。

1929年夏天，诸福棠的双亲不幸离世，他返回无锡老家料理丧事，期间得到无锡普仁医院院长、美国传教士李克乐（Clude Marshal Lee）的盛情邀请，遂到该院内科任主治医师，并有久居故乡之意［3,5,14］。魏吉在北京很是焦急，多次写信给诸福棠，一再催他回京。最终，1930年春，诸福棠返回协和。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诸福棠认为这是他儿科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若我没有听从魏吉召唤，留在无锡，则势必满足于做一位开业名医，将来可能无法在儿科学界有大的建树［5］。”

魏吉苦心召回诸福棠，除了珍惜人才，还与儿科工作安排有关。1930年，诸福棠返院后被晋升为助教，协和医学院时任校长顾临（Roger Greene）记述此次任命是“希望增强儿科的力量，同时缓解夏季魏吉医生离院期间儿科的压力［14］。”可见，院方已将诸福棠视为儿科的重要主力军。协和儿科的业务相当繁忙，1930年前后，儿科住院人数年均近300人，门诊患儿6500余人，常驻医生不过5人左右［15］。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量，诸福棠尽职尽责地照护患儿，时常深夜还放心不下地回病房查看。在魏吉离院期间，儿科工作毫无疏漏［3］。魏吉归来后深受触动。他没有当面表扬诸福棠，却在写给美国同行的信件中予以盛赞：“诸福棠最初吸引我的品质是：我离院期间，没有一个患儿被忽视，都得到了妥善照料。我觉得他是真的关心每一个患者［16］。”

魏吉不是唯一对年轻诸福棠的品格作出好评之人。1927年，诸福棠毕业之时，同学们在校刊中提及他曾主动帮助乡间的辍学孩童求学，评价他“待人一出至诚，苟有所讬，谋之必忠。排难解纷，不求人知……哲而不满，侠而不浮，推此韬养以作利己利人之事业，吾知其必有成矣［2］。”协和医院当时的大内科主任狄瑞德（Francis Dieuaide）亦充分肯定了诸福棠的个人能力和人品：“他本科成绩非常出色，我们对他在儿科的工作也异常满意。他思维严谨，充满求知欲，为人安静、谦逊，很好相处［17］。”

魏吉和狄瑞德决心培养诸福棠成为协和儿科的中坚力量，希望他能成为中国儿科学界的一颗新星，“协和儿科目前的规模还很小，但我们很想把它建设好。从许多方面来看，在北京，儿科无疑有着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希望诸福棠医生将来能成长为儿科行业内的重要人物［17］。”

协和医学院的本科生毕业留校工作3～5年后，多有出国进修的机会［3］。据研究，1930年之前协和毕业的学生出国比例达71%。大部分学生出国留学地点都是美国，一般会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18］。诸福棠获得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协和医院安排他于1931至1932年出国进修。魏吉和狄瑞德经过商讨，为他选择了享誉全球的儿科机构——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波士顿儿童医院作为进修地点，师从美国儿科学家肯尼思·布莱克凡（Kenneth Blackfan）医生［19］。

诸福棠赴美之前，魏吉已经回到了美国，他提前与布莱克凡见面进行了详谈，后来又致信再次描述对诸福棠的印象，表示自己十分关心这个年轻人，希望能帮他争取到最好的发展机会［16］。

针对诸福棠的赴美进修之旅，魏吉主要提出了4点中肯的建议：

（1）为获得协和医学院的教职作准备：诸福棠对患儿的负责态度给魏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种优秀品质值得传承下去。如诸福棠能够成为老师，则可影响更多的学生。魏吉在写给布莱克凡的信中赞扬了诸福棠的品质：“拥有此般品质的年轻医生，我非常希望他能够留校成为老师，从而有机会影响其他学生。”他委托布莱克凡帮诸福棠安排一些训练和机会，助他实现这一目标，“你认为什么工作最有助于他在协和获得教职，我想他都会认真去做的［16］。”

（2）参与实验，掌握科学研究方法：魏吉对诸福棠的临床、学术训练比较了解，认为他在协和医院积累了不错的临床经验，但实验方面还相对薄弱，仅做过少许的实验室研究。魏吉希望布莱克凡能设法安排诸福棠在美国导师的指导下开展一些科学研究，获得系统的科学方法训练，“不一定为发表论文，而是让他熟悉实验方法，日后回到中国后可以继续应用［16］。”

（3）不要脱离临床，多与同仁交流：在写给布莱克凡的信中，魏吉特意提醒在安排诸福棠参与实验室研究的同时，也要让他“在门诊工作一段时间，一方面保持他与临床不脱节，另外保证他可以经常接触到同龄的美国学生和住院医师［16］。”

（4）叮嘱诸福棠调整心态，设法应对文化差异：1931年2月，魏吉离开美国同家人共赴欧洲。出行前，他给诸福棠写了一封信，说道：“我近日十分繁忙……但不与你谈谈来年的计划，我便不放心离开。”他介绍了波士顿方面为诸福棠作出的进修安排，又絮絮说了一些学习建议：“你不妨准备个日记本，每晚记下你在讲座、临床上和实验室获得的新知，我相信你会从中获益良多。”此外，他很担心诸福棠面临文化差异会有心绪波动，便提前开导他：“美国和中国有很大不同。有时，美国人‘直接的处事风格会使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人感到沮丧和抑郁。我的意思是说，你在美国遇到的大部分人可能就关心他们自己的事儿，不一定会如你期待的那样花时间与你接触。这不是因为他们对你不感兴趣，而是我们就是这种人。你别因为这些事而感到丧气。”言罢，魏吉还提出个实用的办法，建议诸福棠可以采取这种策略跟年轻医生沟通：“一定要抓住每个机会，跟年轻人交谈，跟他们分享你的经验。那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他们会感兴趣。然后，你已经先分享了经验，就可以向他们问问题，让他们回馈［20］。”

在诸福棠赴波士顿途中，魏吉也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1931年9月，诸福棠途经圣路易斯，去当地儿童医院访问，主任医师麦金·马里奥特（McKim Marriott）邀请他参加一个为期4周的课程。鉴于马里奥特在儿科学界十分有名，周围便有不少人建议诸福棠参加培训。诸福棠有些心动，又怕影响到波士顿方面的安排，便写信给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秘书求问意见，后者将问题转给了魏吉。魏吉了解这次课程内容后，认为其是为私人执业医师们设计的，并不适合诸福棠。他建议诸福棠在圣路易斯儿童医院和住院医师们多多交流，然后按原计划到波士顿开始进修。诸福棠采纳了他的建议［21］。后来，顾临在北京收到消息，回信说他和狄瑞德也认同魏吉的意见，认为“像这样的短期课程，并不能为真正对医学科学感兴趣的人提供最好的机会［22］。”

1931年秋，诸福棠正式开始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进修生活。布莱克凡如约为他安排了每周3 d的实验室工作，由主管感染病区的查尔斯·麦卡恩（Charles Mckhann）医生指导［23］。诸福棠很快就熟悉了实验方法，不到一年便与麦卡恩合作完成了胎盘球蛋白的制备和临床应用研究。他们合著的英文论文发表在《传染病杂志》（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上，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24］。诸福棠回国后进一步延续并发展了在儿童传染病免疫方面的研究，领导了我国麻疹减毒活疫苗的研制，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儿童麻疹的发病率和病死率［1,3,25］。

在学习科学实验方法的同时，诸福棠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的门诊和住院部轮转，因有扎实的英文水平和早期的临床训练作基础，他展现出了出色的业务能力。加之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谦逊友善，他获得了导师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布莱克凡和麦卡恩特地致信协和医院，表示希望延长诸福棠的进修时间。他们打算次年夏天为诸福棠安排更好的学习机会：各临床科室的本院住院医师休假期间，将由诸福棠来顶替职位，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不同专科的一手临床经验。布莱克凡写道：“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夸奖诸福棠了。他为自己赢得了位置。我相信，让他再呆一年，他回到协和医院的工作一定会非常出色［23,26］。”麦卡恩则称诸福棠是在他实验室工作过的最认真的研究员之一［4］。

同时，狄瑞德和许多出访波士顿的协和教授也都听到了关于诸福棠的事迹，他们寄给顾临的信件中多有溢美之词：“诸福棠获得了他接触过的所有人的认可。你可以从布莱克凡的信件中看到，他对诸福棠评价很高［27］。”“我上周四在波士顿见到了布莱克凡和麦卡恩，他们都对诸福棠的能力赞赏有加。布莱克凡说他在医院真的帮了他们大忙。你肯定之前都听过这些了，但得知他们一直对他评价这么好还是很令人开心［28］。”

在协和医院外出进修的年轻医生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获准延长在美时间［18］。尽管儿科非常缺乏人手，顾临还是为诸福棠延长了一年的进修期限。而且，在诸福棠返华之前，协和医学院就为他晋升了职位。1933年初，教授会通过决议，聘任诸福棠为儿科副教授，“预计他1933年9月回国，将在本部门的儿科教学和临床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29］。”可以说，魏吉对诸福棠的最初期许全部实现。

1933年夏，诸福棠结束在美国的进修，经由欧洲回国，沿途访问了多国著名儿科临床、科研机构，还在魏吉的建议下参加了伦敦国际儿科大会。狄瑞德、布莱克凡等人亦与他多有通信，或讨论访问路线，或引荐儿科名家，使得诸福棠的欧洲之行收获颇丰［30-31］。

魏吉曾说：“从事教育事业，最令人兴奋的便是看到年轻人思想中迸发的热情。偶尔，你能有幸以火花激励某些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将来，或许他便能成就伟业［32］。”可以说，诸福棠是魏吉短暂的协和执教生涯中以火花激励的最优秀的学生。受史料所限，笔者无法追溯还原他们在之后学术生涯中的交往。但可以确定，二人晚年均对对方有很好的评价。魏吉曾在写给诸福棠的信中说：“我永远是你真诚的朋友［20］。”40多年后，已然77岁高龄的魏吉忆起往事，仍然对诸福棠满怀赞誉，说他是个聪明的学生和科学家、富有同情心的好医生：“在我的生涯中没见过几个住院医生，会因为担心患儿受苦而夜不能寐，而诸福棠就是其中之一［4］。”诸福棠亦在回忆协和儿科往事时提到，魏吉是位擅长教学的好老师，若没有魏吉当年敦促他回京，他的职业生涯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5］。

在诸福棠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的工作态度与品格给指导过、接触过他的老师、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之业务水平过硬，使得老师们非常愿意为他创造机会，助其成长进步。

2019年恰是诸福棠教授诞辰120周年，在怀念这位医学界先辈的同时，他的为人处世对如今的年轻学人亦有极大的指引意义：做好科研和临床工作是职业之基础，而关怀患者才是职业之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魏吉与诸福棠两位儿科学先驱的交往，便是这一点的极好佐证。

临床医学硕士，科学技术史博士。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史学学系讲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医学史（重点关注慢性病史、药物史、儿科学史）、医学人文教育及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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