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手机分离焦虑症（phone separation anxiety，简称PSA）指的是因没有或者不能使用手机（比如丢失、没电、不在身边等“脱线”状态）而产生焦虑。其典型表征包括频繁强迫性地检查手机（是否有未接来电或者讯息、电量是否足够），想象手机在出声或者震动（但并没有），去哪都带着手机（比如卫生间、餐厅、上床睡觉前）等。

而在手机的使用被有所限制的公共场所，比如机场、学术机构、医院和工作场所，可能会因焦虑和压力而有非理性的反应，表现为过度使用手机进行日常活动，比如大肆剁手购物（这可能会导致个人财务问题）。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036142/）

一旦手机不能随取随用，PSA群体就会开始焦虑不安。

因此，在2013年更新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V）时，工作组提议将PSA归为特定恐惧症一栏，同栏中还有恐血症、自然环境恐惧症（如恐高、深海恐惧）、动物恐惧症（如昆虫、蛇）等。

但是最后，PSA并没有被并入DSM-V（可能性原因是之一是无法量化诊断标准），这当然不等同于对PSA消极影响的否认，事实上工作组的提议也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引起社会对PSA更多的关注。

当你找不到手机、或意识到自己找不到手机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一段短暂的焦虑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PSA。不过如果你天天担心手机出状况，以至于无法集中精力做你应该去做的事情，那就有问题了。

尽管就医学上而言，目前并没有将手机分离引起的焦虑给定性为某种明确需要治疗的病症，但在智能手机得到普及之后，世界各地所做的调查研究都不谋而合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手机让部分人变得焦虑，而离开手机则让另一部分人变得更加焦虑。

如何判断这是否是一种“病症”？所谓“正常”只是基于统计学的一个概念，一个“正常人”无法一边身处被无数“非正常人”充斥的环境中，一边还能被称作“正常”。因此当你认为这是一种疾病的时候，自然就是了。

2015年，调查机构YouGov出炉了关于英国人过度使用手机导致焦虑症的可能性评估结果（此项研究受英国邮政局委托）。研究发现当面临“手机丢失，或电池或手机余额耗尽，或无网络信号”的情况，53%的手机使用者会表现出焦虑的情绪。

这其中，男性群体中的焦虑比例是58%，而女性是47%。近55%的参与者都认为：焦虑是因为无法与日常生活中需要保持联系的人取得联系。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668509/）

不同国家和文化中所进行的许多其他研究（美国、印度、西班牙、波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其结果也大多支持了这项调查的结论。比如更早一些时候（2009年），印度一个医学院对毕业生做过的一项手机依赖性研究。

研究发现，73%的学生每天24小时处在手机不离身的状态里，20%的学生自述当没有手机用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有压力，38.5%的学生会不停查阅手机上有没有漏接的电话或没看到的信息。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40198/）

PSA是怎么形成的？在智能手机出现的短短几十年里，我们的生活又是怎么被这些方方正正的金属块改变的？其实回想起来，一切都合情合理。

在起初——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手机是社交生活的补充：毕竟也不可能天天跟人都有必须要见面才能说得清的话。

但是面对面说话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即时了解到对方给出的重要信息。在手机把日常沟通也变得碎片化之后，我们却只能捧着手机等待“叮”的一声响。但是我们希望得到即时信息的惯性并没有随之改变。

怎么办？把手机放身边（尽管一天到晚可能并没有几个人联系你）。

再者，身处如此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手机对于绝大多数渴望群体感的使用者来说都是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微博里顶上去一个热搜，综艺里冒出一句新梗，脱离手机很容易对这些一无所知，变成“脱离社会”。在排解孤独这道难题里，手机成了现代最为常用的作弊手法。

除此之外，一个同样具备类似症状的密友或亲人、一件因手机丢失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往事，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彻底成为PSA患者。

人类不仅是群居动物，而且可能是最差劲的群居动物。

不仅如此，智能手机的主要使用人群——青少年和低龄成年人恰恰也被认为是最脆弱的。近15年前Securvoy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低龄成年人和青少年更容易患上手机分离焦虑症。 在这项调查中，77%的青少年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首先表现出焦虑，其次是25-34岁年龄组和55岁以上的人。研究人员认为，这与青年正处于建立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阶段有关。

（liebertpub.com/doi/10.1089/cpb.2005.8.39）

在另外一项针对547名卫生服务专业男性本科生的研究中，有23%的学生被认为患有手机分离焦虑症，而64%的学生有罹患此症的风险。近77%的学生每天查看手机超过35次。

（pdfs.semanticscholar.org/db25/ffde1b3ef0e267e217b6eb1022f9cd274706.pdf）

澳大利亚的另一项调查则显示，946名年龄15-24岁的澳大利亚青年中，61%的人每天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手机。尽管在被试中并未发现病理情况，但依旧能发现较多因手机使用过度出现的副作用，比如颈部、腕部的损伤。

（a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80/00049530903567229）

科学家还发现，那些本来就患有焦虑症或者恐慌症的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患上手机分离焦虑症。巴西的一项研究显示，44%的恐慌症患者在使用手机时能感受到“安全感“，他们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强的手机依赖性。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62983/）

为什么会这样？

加州州立大学的南希 · 奇弗（Nancy Cheever）博士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参与者。在她看来，手机引起的焦虑在我们的身上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的积极循环——一方面手机的确让我们处于持续的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还是看看手机。

这与英国贝德福德大学的盖里·金曼（Gail Kinman）教授想法类似。金曼教授认为，PSA与任何一种上瘾症状类似：当焦虑症患者感到孤独、沮丧、恐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抱起一条自己熟悉的毯子缓解焦虑，就像是PSA人群会把自己交给手机一样。

但与其他成瘾物不同的是，手机已然成为现代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离开手机我们就没法打电话或者发讯息了，而是因为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储存数字记忆的地方，属于对自身认知的一部分——甚至对于数目难以统计的某个群体而言，手机俨然成为了身体的延伸器官。

比如说，通过对交互记忆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拥有可靠外部信息来源的时候，我们获取和保留特定知识的动机和能力就都会降低。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个爱看球的对象，不管是米兰曼联还是中赫国安，连全体替补队员的名字他（她）都能一字不差背出来，那你记忆球员名字的能力可能就会很糟糕，因为你在需要知道的时候总能问他（她）。

而当手机成了我们用来获取信息的介质，甚至是有问必答的高准确度信息来源，比爱看球的对象还管用，我们的依赖性就会非常强烈。因此，手机成了每个人的生活伴侣，一个“有求必应的对象”。你要突然找不着对象了，你也着急。

回到最初，手机刚出现的时候，舆论的批评往往集中在“替代了面对面的交流，导致社会隔离和其他不安的行为与感受”上。但就现在来说，现代社会对移动通讯建立了强需求，这使得“手机成瘾”的说法有所动摇，就像我们没法说自己对吃饭成瘾一样。

同样的，分离焦虑也是必然的——肚子饿了谁都会焦虑。

但吃多了谁都会撑，这还跟自个的肚量息息相关。东西吃多了伤胃，手机用多了则容易伤神。

比如美国一项研究的发现：PSA可能会导致血压和心率在短时间内升高。而首尔大学的研究者认为，频繁关注手机还会降低个体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和集中度，从而有可能影响工作表现，多线程处理多项任务的时候这种影响会更加突出。而当你在与亲友聚餐的时候，难以自控的PSA还会影响人际关系。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3541035_Fear_of_missing_out_need_for_touch_anxiety_and_depression_are_related_to_problematic_smartphone_use）

就在去年，剑桥词典拿出一个有着四个待选年度词汇的名单给到自己的读者与网络用户，其中“无手机恐惧症”（nomophobia，与PSA表义相同）被群选为了最后的“2018年度词汇”。

我们总是会对新技术充满怀疑。1877年电话刚刚开始流行，《纽约时报》就跳出来斥责电话是个“侵犯个人隐私”的东西；12年之后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则仍在痛批电报，称之为“漫天飞射的言语碎片，将会摧毁语言艺术；上世纪50年代，相传当时掌管IBM的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在面对体积庞大的早期计算机时仍然认为：只需5台计算机就能满足全美市场需求。

在几乎全部使用者的眼里，智能手机很难再被称为一项“新技术”，我们早就度过了无数个与手机同床共枕的夜晚，尽管有时会因此失眠。对大多数人来说，使用手机是每天的重要功课，甚至可能是除睡觉以外占用我们每天时间最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