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amira Shackle

译者：李珩

编辑：Yuki

近日，大连一起“女孩深夜遭暴力伤害”事件备受舆论关注，被害者在夜间回家途中遭一男子殴打致伤。 目前，警方已于6月25日晚22时许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王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将受到应有的惩治。

图片来源：@大连公安

暴力事件似乎每时每刻都在人类社会的某个角落发生：暴力伤害、暴力抢劫、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等等事件时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世界各国对暴力犯罪往往予以社会谴责和法律制裁，可是新的暴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甚至有些施暴者在受到惩戒后再度犯案。

以暴制暴，未必奏效

暴力犯罪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问题，很多国家的刑法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很大，严惩暴力犯罪震慑潜在暴力行为是共识。

国家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严惩非法暴力行为，这个理念是所有刑事司法体系的根基。简而言之，犯下谋杀，袭击他人，以及其他任何违反社会契约的暴力罪行的人，都应该一个不落地被惩罚，既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也为了给受害者一个公正的结果。一旦暴力犯罪数量增加，司法系统往往倾向于用更暴力的方式制裁犯罪。

（任何违反社会契约的暴力罪行的人都该被制裁。图片来源：Pixabay）

但是，这种“以暴制暴”的做法收效如何呢？

就在近期，美国科学家在《自然-人类行为》（ Nature Human Behaviour ）发表了一篇“监禁对社区暴力影响的自然实验研究”。研究者们收集了密歇根州2003年到2006年因暴力入狱的刑事重犯的数据信息，并一直跟踪调查到2015年6月。

分析发现， 通过监禁严惩暴力犯罪并不能长期有效地干预犯罪行为。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以来，监禁的罪犯数量井喷式上升，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和财务成本，然而犯罪率并没有下降。服刑可以阻止罪犯在监禁期间犯罪，但是似乎不会影响他们出狱后的犯罪。

（服刑可以阻止罪犯在监禁期间犯罪，但是似乎不会影响他们出狱后的犯罪。图片来源：Pixabay）

一直以来，我们都仅仅在刑事司法系统内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效果并不理想，可是如果我们根本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呢？

一些科学家给了我们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将暴力看成疾病：它能像流行病一样传播，同时也可以被有效预防。

换种思路看问题

假如我们将暴力行为看成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而不是一种需要强制惩罚的行为，结果会不会不同呢？

一些人会将自己置于各种可能导致严重健康问题的行为（如：吸烟、暴食、不安全性行为等）中。面对具有这些类型风险的人群，长期以来，医生的共识都是鼓励人们通过改变不良行为（如：戒烟，控制饮食，使用避孕套）来改善健康状况，而不是等到这些潜在问题发展成肺气肿，糖尿病，或者艾滋病再去治疗。对卫生系统来说，早期干预是更为经济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对病人来说，早期干预会有更好的疗效。

（健康问题通常“防大于治”。图片来源：Pixabay）

然而在涉及暴力问题的时候，公众舆论对此的反应却往往大相径庭： 一些人认为只有严惩暴力行为才能体现司法公正，而另一些人则更关注暴力发生之后的复健工作。 前者更倾向于将暴力行为看成某种与生俱来的行为，并认为复健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奢侈品。而后者则极力支持复健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才能挖掘出人类本性中更柔和坚韧的部分。

但是这种争论的本质问题主要集中在暴力行为发生之后该做出什么反应，并没有涉及暴力行为的预防问题（暴力威胁行为除外）。实际上，改变整个争论的思维框架反而更加有效——比起等着处理刺伤或射击等暴力行为引发的身心创伤，决策者更应当致力于如何预防这些行为的发生。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上文提到的复健工作或严惩罪犯的思路几乎无关，而是与和医生治疗疾病的思路息息相关。

（决策者更应当致力于如何预防这些行为的发生。图片来源：Pixabay）

这一理念最终得到重视，是在美国流行病学家加里·斯卢特金（Gary Slutkin）开展研究工作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他在世界各地从事流行病防疫工作。多年后，他回到家乡芝加哥，发现枪支暴力的爆发和艾滋病或肺结核病爆发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播。于是，斯卢特金在芝加哥暴力犯罪最为严重的地区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名字就是“ 治愈暴力 ”。彼时当地的谋杀犯罪率降低了将近60%。

“治愈暴力”效果惊人

该模式的作用原理是针对暴力行为进行“阻断传播”—— 雇佣街头闲散人员调停帮派间的冲突，防止矛盾升级。 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在巴尔的摩和纽约等几个美国城市开始运行；而相应的模式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起来，从南非到伊拉克再到洪都拉斯都可以见到类似的模式。

在每一个使用了“治愈暴力”模式的地区，暴力犯罪的比例都降低了40%~70%。然而再回看芝加哥的情况，这个项目仍然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苦苦挣扎，这也是该项目多年来一直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结果的原因。

把暴力行为归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已经成为了很多全球性和国家级的卫生组织的共识。 世卫组织针对相关项目的报告指出：“暴力行为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尽管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全世界也没有必要把它作为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正如公共卫生组织在世界许多地区努力，最终有效预防并减少怀孕并发症，工伤、传染病以及食品或水质污染导致的疾病那样，暴力行为也可以被预防，它的危害程度也可以被尽量降低。”

（把暴力行为归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已经成为了很多全球性和国家级的卫生组织的共识。图片来源：Pixabay）

针对暴力问题，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组织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但是其本质是共通的。世卫组织将其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尽可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与暴力行为相关的基础知识；第二，调查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着重发掘行为背后的导火索，行为之间的关联以及思考任何有可能的危险因素；第三，探索利用这些信息预防暴力行为发生的方法；最后一步是落实这些策略。

为了达到预期效果，不同政体和慈善团体之间都需要大量有效的合作。在公共卫生体系的作用之下，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已经在过去的12年间将谋杀率降低了50%以上。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无需排队等候，就可以立即进入急诊室接受酒精消毒或心理疏导等相关治疗。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当某个城市或某个特定街区建立了有足够资金支持的公共卫生体系时，该地区的暴力犯罪率就会开始断崖式下跌。

“防暴未然”，阻力重重

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正统观念是行政者必须要“严厉打击犯罪行为”，这使得人们在针对暴力行为的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所以预防暴力犯罪的措施很难有效推广。在这种体系之下，公众也同样难以抛弃原有惩罚方式。

（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正统观念是行政者必须要“严厉打击犯罪行为”。图片来源：Pixabay）

一些学者认为，国家针对暴力行为建立专门的公共卫生体系，并将其归入司法系统管理会更为有效。格拉斯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施行了 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减少暴力行为计划” ——有潜在暴力倾向的人，如果愿意加入项目并接受项目的帮助，将会得到宽容对待；而与此同时，持刀犯罪的人会得到更严厉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项目逐渐被广泛接受，实施过程中预防工作也比传统的警务工作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尽管这些项目认识到了引发暴力行为的深层社会问题，然而它们仍然不能解决分布于整个社会体系层面上的不公正问题 ，尤其是在并非所有暴力行为都发生在公众视线之下。比如，在美国被监禁的非裔美国人数量异常多，这种状况并非偶然，其实质原因很可能是体系中的种族歧视意识。

（并非所有暴力行为都发生在公众视线之下。图片来源：Pixabay）

世卫组织用尽全力在进行暴力行为预防工作的城市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尽管如此，依旧阻力重重。

早在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极有预见性地描述了人类“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如果没有政府强制人们遵守秩序的话，人类生活将是“肮脏下流，野蛮残忍，以及转瞬即逝的”。

尽管人们为了推进“预防与治愈”暴力做出了诸多努力，遗憾的是，几百年后，这句话的余音仍然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主导着整个人类社会。

排版：凝音

题图来源：Pixabay

参考文献：

David J. Harding et al. A natural experiment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imprisonment on violence in the community. Nature Human Behavior. (2019)

文章编译自：Violence Spreads Like A Disease. It Can Be Stopped Like One, Too

原文链接：https://howwegettonext.com/violence-spreads-like-a-disease-it-can-be-stopped-like-one-too-13e08d8211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