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鹤鹏

编辑：Yuki

自从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人们对其反应之强烈、关注之持久可以说超过了以往科学界的任何公共事件。该事件至今仍然在持续发酵，不断爆出新的热点。诸多领域的科学家、涉及科研管理的中外各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学会，都对这一突破科研底线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媒体和评论人士也是压倒性的负面声音。

夹杂在愤怒的声讨中的则是诸多强烈的担忧，诸如：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基因编辑技术创造超级人类已经不可避免，对中国科学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等等……甚至还不乏阴谋论的强调，认为贺建奎背后一定是神秘的“共济会”势力试图在控制全人类，科学的发展将不受控制等等……这些论断真的会发生吗？

毫无疑问，贸然使用尚不完全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来改造人类胚胎，并且直接产生出鲜活的生命，是极端不审慎、不道德的行为。在祈祷“娜娜”和“露露”健康成长的同时，我们的确该谴责这种行为。

但是，因此就做出一个末日论的结论，断言人类将毁灭于科学发展，或者在根本上无法控制科学发展，却过于偏颇。原因在于， 从来没有脱离开人类社会的科学，也没有脱离开人类社会存在的科学家与科学共同体 。

科学从社会中汲取供其发展的滋养，同时也会为了获得这些滋养而遵循社会规范或者清理科学共同体内部冒犯规范的个体。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科学（并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有意识的行为）与社会为了其自身存在与发展而缔结的一个交易。

当然，历史上总是会有个体科学家或个别小团体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冒犯这种“约法”，社会则总是存在着因为缺乏专业手段而疏于监督和控制的困境。但科学多年来整体的顺利发展已经表明，经过数百年运行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是可以不断调整甚至试错来维持总体上的秩序，甚至，引用哈佛大学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茜拉-贾森诺夫（Sheila Jasanoff）的话， 科学与政治共同生产了社会秩序 。

需要看到，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本身固然不可取，但终究，该研究本身并没有构成完全不可控的后果。而贺建奎宣布研究成果后，科学界第一时间齐声指责、协调行动以及商讨后果，这都有助于控制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不良后果。而这种自觉行动，恰恰是为了科学自身的发展而维系其对社会承诺的体现。

（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后参与讨论。）

一些评论者认为，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有部分网友顾虑“露露”和“娜娜”的基因会“污染”整个人类基因库。而事实上，正如果壳主笔Ent文章中指出的，其可能性和后果都是微乎其微的。

在进一步探讨科学与社会互相“嵌合”及“缠绕”的关系前，我们还是先具体分析下针对此事件发表的一些恐惧科学的说法：

01

熟悉科学发展历程的读者可能对这种指控已经非常熟悉了——从利用原子能到转基因作物的研发，都少不了被贴上这个标签。 但迄今为止，“魔盒”也没有放出多少妖孽来。

首先，很多被指控的技术，比如转基因技术，根本就不是邪恶技术，自然谈不上创造妖孽；其次，科学界在面对潜在有重大风险的技术上总是特别谨慎，比如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就有投入巨资的各种风险评估、环境监测，来有效防范技术的不可控性。

当然，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并举出原子弹或其他军事科技被实际使用的例子。但不论是原子弹还是其他武器技术，其关键词是武器而非科学。现代科学产生之前，冷兵器同样可以实现大规模屠杀。不借助高科技，普通枪支同样能让卢旺达的上百万人死亡。所以，这些案例不能成为科学可怕的有效证据。

02

评论中另外一种更加具体的说法，是在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后，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良甚至创造超级人类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说法同样很牵强：就算真能创造超级人类，也需要有超强的确定性的技术，但眼下，就贺建奎对露露和娜娜进行的敲除CCR5基因从而让她们具有对HIV免疫这一点是否能最终实现，学界也还有很多争论，何况要进行大面积、多基因地进行编辑操作呢！

在这一事件后，网友表达了对基因编辑婴儿的顾虑。然而目前来看，这种基因编辑婴儿泛滥的情况从技术上到舆论上都会受限，并不会很快发生。

而且，即便在技术上可行，其 发展过程中也一定会受到各种社会、体制和管制因素强有力的制约 。此处，笔者要指出的是，具有商业上可行的批量化操作的对人类的基因改善，与贺建奎所做的编辑工作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贺建奎的工作虽然突破了科研伦理的底线，他仍然在追求科学家的行为逻辑，也就是寻求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这就会让这一研究受到科学共同体的强大制约，从而基本杜绝了以这项研究作为基础进行商业化的人类基因改良操作的可能性。

再者说，要改良自己的遗传基因，就势必会要对自己的新生子女进行仍然充满科学不确定性的操作。越是有经济基础来负担这种服务的人，恐怕越是不会冒这个风险。

03

还有的读者会问，那如果有“邪恶博士”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对其他人子女操刀从而达到其疯狂目的怎么办？如果他正好心术不正又能力超群，难道不会对全人类带来威胁？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从上个世纪开始，这样的“邪恶博士”虽然在影视作品中层出不穷（几乎涉及到所有挑战性的具有潜在风险的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究其缘由，正是 科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受到的强大的社会控制 。

回到现实一点的问题。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贺建奎的这项工作将对中国科学的信誉造成严重打击，甚至美国FDA局长或者NIH的主任这样的大腕科研领导人还直接说这一行为会对整个科学的声誉造成影响。

这一点确实是存在，在科技管理层面，用“危机”来形容贺建奎的此项工作一点也不过分。但既然是“危机”，妥善处理也就会带来机遇，就像我们曾经遭遇的非典对整个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促进一样，这要决定于这样的危机如何应对。

04

另外，一些网上流传的文章提到已经有美国大学生命科学实验室开始拒绝中国学者或学生的访学申请，进而把这种情况当成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对中国科学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

对于这一点，笔者也不以为然。在过去五年，笔者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中国访学会的主要组织者，深知接待中国访问学者的实验室和接访教授，除了本来就有长期合作的国外科学家，或经国内导师推荐愿意接受访学的实验室，或本来就在国内很活跃的华人科学家这几种情况外，其他访学目的地都需要靠“大面积撒网”碰运气。

个别实验室不接待海量涌出的中国学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中美关系紧张还让很多过去愿意接收中国访学者的美国教授，在接收申请方面变得更加谨慎。这些情况都说明， 海外实验室不接纳中国访问学者的申请，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导致中国科学工作者失信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因果关系 。

（海外实验室不接纳中国访问学者的申请，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导致中国科学工作者失信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因果关系。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科学的展过程一定会受到社会、体制和管制各种因素的强有力制约。按照主流的建构理论， 科学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受到很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并不是什么独立于其社会条件的绝对客观的知识。

多年来，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要用于批判所谓科学主义或科学霸权，从而被很多科学家不待见。但是它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因为科学与社会这种紧密结合的关系，所以对于科学而言，合法的知识，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因素（这里说的社会，在常规状态下主要是指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小同行，但也包括整个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在重大问题上，科学界之外的社会相关人群也有发言权）。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 一项成果之所以成为成果，是因为经过了同行评议期刊的发表，只有经过这种认可，我们才认为新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回到基因编辑婴儿的例子，我们发现，贺建奎在基因编辑大会上被广泛诟病的一点，是仅仅为其提前泄露研究成果而道歉。这种谴责无疑是正当的，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贺建奎计划要等到基因编辑大会上才宣布他的这一“成果”，在“成果”泄露后才诉诸媒体，所有这一切行动背后，得到同行认可的强烈愿望溢于言表。 因为如果没有同行的认可，其工作及其创造的知识（基因编辑婴儿用于人类个体）都是没有合法性的。 在这种知识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它会被广泛应用呢？这也是上面所说的， 贺建奎的研究固然突破了科研伦理的底线，但并没有毁灭掉科学研究和科学共同体行为的基本共识。

（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发表演讲，也是渴望得到同行认可。）

我们看到，从贺建奎的同行到各种科普作家，科学共同体的各种机构乃至各国相关政府部门，在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被披露后，都在第一时间表示谴责。这说明，在事关“编辑人类生命”这种重大是非面前，突出科学界与社会价值取向一致非常重要。因为 科学离不开社会，社会给了科学界从事科研的资源和条件，作为回报，科学界有义务表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在不正当行为出现时，科学界有义务来整肃并控制其影响。 这种政治正确性的表述，并非只是例行公事。发起这些表述的科学界领导人或者活跃的科学家，在凸显自己及其机构“政治正确性”形象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创造一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力和约束性行为。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研究成果不该通过媒体发布）

这样一来，在基因编辑婴儿这样重大的科学事件中，科学共同体寻求外部认可与科学共同体内部同行认可来达成知识的合法性，两者就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即便有个别科学家在心里会认同贺建奎的做法，但由于外部价值的认可被内化成科学共同体小同行的知识认可，这些科学家也不得不克制自己想复制效法贺建奎行为的念头。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贺建奎一再强调，项目经费来自个人及所在机构的对其基本科研业务的资助（不限定具体的研究），既然如此，他何必在乎他人认可？如果他不在乎，那一些疯狂的或者突破底线的行为又如何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控制？

不然！ 现代科研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没有昂贵的设备、广泛的合作、以及各种社会支持，根本无法顺利展开。 我们通过贺建奎在基因编辑大会上的复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固然个别科学家可以做出某种不被科学共同体接纳的研究或技术，但其技术的可用性（需要反复验证）以及社会推广仍然依赖于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认可和共识。不久前被广泛唾弃的韩春雨开发出“诺奖级”基因编辑技术这件事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

在如今科学界内外人人谴责的情况下，难道会有外部投资者认可基因编辑婴儿来为这一科技投资，支持其反复试验或者改良工艺甚至广泛应用？

总之，笔者认为，突破科研底线的基因编辑婴儿，其研究的后果总体上属于可控的范畴。通过探讨科学与社会彼此依赖的关系，可以看到，尽管底线已经突破，但可怕的结局尚不至于来临——科学界会通过此起彼伏地发声，一面凸显自己的政治正确外，一面形成巨大和广泛的压力，从而让科学共同体行为能符合社会的期待。

（事件过后科学界发声纷纷发声指责贺建奎的行为。）

这样做很重要，但仅仅如此也不够。

要落实科学造福社会、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并约束对这种主流价值进行挑战的科学行为，需要在各个层次上的科学良治。 这种良治，需要以制度的力量确保科研伦理得到每一个科学家的切实尊重，也需要在处理危机中，体现出科学共同体勇于担当的精神和缜密负责的态度，而不是首先想到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

这种良治，需要约束科学家，但同时又不是简单地 “引刑入研”，用刑事手段来惩罚行为不端的科学家。做到这种良治，同样需要将鼓励科学家自由创造并为这种自由创造提供条件，与对科学家行为的约束有机结合在一起。

基因编辑婴儿这一极端案例固然已经发生，但通过这一案例来梳理和推动相关的治理，对于中国科学界，不失为一次塞翁失马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