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医院的急救室碰到他的。那时我才刚从医学院毕业一年。

当时我首先注意到心电监护仪显示他的心跳很快，不规律，心电图波形显示他是室性心动过速。接着我开始观察他：这位中年男子呼吸急促，躺着一动不动，因为腹痛而呻吟。我立刻想到的是他的大肠供血出现了栓塞，用不了多久，细菌就会通过肠道进入到他全身的血液当中，他将会受到严重感染。

我的导师几分钟后得出了结论，他小声地跟我说我的病人只有几个小时能活了。但我叫来外科医生，把病人送到重症监护室。3个星期后，他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到了医院的停车场。我们挽救了他的生命。

为危重病人花钱是浪费吗？

没有人敢说这几个星期的治疗是白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故事的结局改变一下： 无论怎么努力这个病人还是过世了，那么相关“委员”一定会说这是浪费。

你可能听人说过了，我们在去世的病人身上花了不少钱。这是事实，每年大约有1/10的钱花在了未能治愈的病人身上。而在有医疗保险的病人中，这个比例更高达1/4。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什么样的医疗系统会在这些并没有得到实质益处的病人身上如此耗费？你也可能感到难过，觉得人性化的系统不应该让病人接受痛苦又起不到作用的治疗。

在临终病人身上花钱是浪费这种观念如今变得主流起来。 这个看法的简单粗暴反而吸引了很多决策者。支持这个观点的数据也源源不断，因为研究者很容易算出病人离世前共花了多少医疗费。

在临终病人身上花钱是浪费这种观念如今变得主流起来。 图片来源：pixabay.com

举例说，达特茅斯学院（新罕布什尔州)的研究人员公布的医院和州的排名依据并不是看他们如何成功地挽救了危重病人，而是在未能救活的病人身上花了多少钱。

无独有偶。一些最新的对医生质量的衡量措施，包括对肿瘤科医生的评定也是如此。他们会统计这些医生在病人临终前多久给予一次用以延长生命或减轻痛苦的化疗。 在那些政策制定者眼里，治疗这些病人并不是什么好事。

什么样的救治是“值得的”？

但是，医生又该怎样看待的病人呢？我们怎么能够因为病人活了就认为钱花得值，死了就是浪费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一样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他们没有占卜棒告诉他们哪些病人能救活，而另一些就别管了。

应该说， 治病就意味着接受治疗的人有可能死去。 提供治疗是希望减少死亡的几率，而不是消除死亡。我曾有8个病人被诊断为肠系膜血管缺血，其中7个活着离开了医院。而8个中的一个，也就是13%的病人死了，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这一个失败病例就认为对这8个病人进行救治是错的。

这么说吧， 病人未被救活花在他身上的钱就是浪费，这种想法忽视了医疗事业的核心：预防或阻止疾病、残疾和死亡 。它也忽视了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果关系：越是病得重的人，需要的医疗服务就越密集、越昂贵；而人病得越重，死亡的可能性当然也就越大。遇到我20年前的那位病人时，我把他送入了重症监护室——在任何一家医院，这都是收费第二高的地方，而收费第一的地方他去过两次——手术室。那些健康的，不大可能死去的人，则几乎不可能去这两个地方。感谢上帝。

值得与否，很难用钱判断

因此，费用总会集中在那些病得最重的人身上。我并不是说为医疗所花的每一块钱都是值得的。但是有5个非常详细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病人身上花钱多的医院，最后病人的情况比花钱少的医院要好。可见为医疗花钱是对病人的健康有意义的。

我也不是说我这个病人的情况很普遍。 确实有不少病人花了冤枉钱，接受了不必要的、没能起到作用的治疗 。 这既浪费钱，也对病人有害。

确实有不少病人花了冤枉钱，接受了不必要的、没能起到作用的治疗。这既浪费钱，也对病人有害。 图片来源：pixabay.com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尽管一些病人最终死去了，但是他们所接受的一些高强度治疗还是合适的，另一些治疗则伤害太大，无论短期效果怎样，都应该加以限制。没人知道有多少病人会像我的这个一样幸运，也没有人知道病人正在接受的治疗和检查究竟有多少是毫无意义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是一种结局，但也不会都是另一种。

当前，确定哪些病人“该治”，哪些“不该治”，对此，医疗界还缺乏共识。这个解决起来会很棘手，还要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但必须解决。有人可能又会指责这么做的官员是在组成“死亡小组”。但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医生个人会导致不公平、伤害病人以及对医疗系统和法律失去信任；而忽视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权宜之计。

人们可能希望有一个讨论：对于那些能够明确预后很差，难以救活的病人，在可供他们选择的治疗之中——通常极其昂贵且收效甚微——哪些是值得的，哪些又是不值得的？ 有很多新的治疗方法都是属于这一类，包括一些癌症的治疗。 但是目前，我们很难让社会大众参与这样的讨论。

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质疑“因为病人去世了，在他们身上的花费就是徒劳的”这一观点，这种想法阻碍了我们更加理性地去探讨究竟什么样的治疗对病人最好。

 排版：昕旸

题图来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