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仅10岁的卢比桑·杨兹（RubySam Youngz）落单独自面对欺凌者时，她感到既无助又困惑。这是她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她和家人刚从英格兰搬到了威尔士。欺凌者先是紧抓着她格格不入的口音不放，然后开始嘲笑她的长相。“没有一件事是合理的，”她说，“我到了个陌生的地方，根本不认识任何人，所有人都讨厌我，而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无休无止的欺凌一直跟随着杨兹到中学；同时也对她的生活的所有方面造成了连锁反应，她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只为了试着让自己好受些。现在已经46岁的杨兹，回忆起她所受到的欺凌并将其与对自身造成的影响联系起来，也仅仅是去年才发生的事。

“我的感觉就像是‘因为其他人都不喜欢我，所以我也不喜欢自己’。”她这样说道。

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痛苦的真相。孩童，正因他们对世界的无辜和无知，有时恰恰能将他们变成最恶毒的欺凌者。而他们的行为可能会不受成人后习得的社会规范所阻碍，因此变得残忍、暴力、毫无人道。他们所造成的影响也会伴随着受害者一生。

但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孩子变成了恶霸？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认为欺凌者只有一种面貌：一个有着自我认知问题、极具攻击性的孩子，同时很可能来自一个有家庭暴力或者对小孩漠不关心的家庭，” 多萝西·埃斯佩拉奇（Dorothy Espelage），一位来自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育系的教授。“然而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改变了。”

 学术研究者所定义的校园欺凌将攻击性划分为阶段，根据个体和群体间不同的权力分出不同的等级。这种方法或许不能解释发生在受害者身上可怕的不幸、或是为何人们变为欺凌者的复杂原因，但它揭示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权力的差异。

“可能是你在欺凌我，而你人缘好，我却没有，于是权力的悬殊使我更难给自己辩护。”埃斯佩拉奇说道。家庭暴力、兄弟相争或许仍然是孩子变为欺凌者的危险因素，却已经不是唯一的因素。如今就算是在有家庭暴力背景下长大的儿童也会在上学时接触到反欺凌教育（anti-bullying programme）并生活在积极的环境里，而这样的孩子并不一定会成为欺凌者。

近几年，研究者对于校园欺凌典型的描绘变得愈加微妙。抛开那些下手直接、毫不掩饰的霸凌者之外，另一种更加马基雅维利型（Machiavellian）的欺凌冒了出来。被归为这类的孩子更倾向于有着更好的社交技能和个人魅力，而且深受老师喜爱——和以往“粗鲁型”的欺凌者相差甚远。最关键的一点，这种类型的孩子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启或关闭欺凌模式。

“社交霸权型的欺凌者想要成为群体的领导者，”埃斯佩拉奇说，“他们的做法则是将其他孩子推到阶级底层。”

另一项研究也同样支持了这个说法，即欺凌行为往往与欺凌者有关，而受欺凌者通常不是指定的。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项关于校园孩童的研究中，学生被要求参与一项练习，引导学生们站在欺凌者的角度思考欺凌事件本身。研究者还给了这些孩子们一份调查问卷，让他们对所扮演的每个孩子进行分类：欺凌者、受害者，或是旁观者。

那些被孩子们认为是欺凌者的角色，更加倾向于在虚构的欺凌事件中，把所说的话的重点放在整个事件是怎么影响到欺凌者本身（像是说一些“因为我获得了其他人的关注所以我感觉很好！”这类的话）或是同情心的缺失（像是“我没有感到内疚，因为我没有去想这件事”、“我会感觉差不多因为受害者没有受苦”）。

近几年，欺凌行为还以更多新的形式不断出现。通常被学术界广泛认定的欺凌典型对受害者的攻击和侮辱是重复且多次的，但虚拟世界的出现模糊了这一界限，即使是仅仅一次的网络欺凌，所带来的冲击都不容小觑。

“当你发在网上的某条信息突然被数百万人看到，难道不应该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埃斯佩拉奇这样反问道。

事实上，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集，以至于让研究者们争议它们究竟是不是同一种欺凌——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上课时也随身带着手机。

“在调查中你会发现许多校园欺凌在发生后还会以线上骚扰的形式继续，” 卡利·察尼·佩佩拉西（Calli Tzani-Pepelasi），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调查心理学讲师说道，“他们可能就坐在对方身边，却选择通过社交媒体来诋毁对方，以此来博得更多的关注和虚荣。”

所以当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在欺凌其他人时，你该要怎么做？

对他们的动机刨根问底会是个很好的开头。“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孩子参与了这类行为，我会想（对孩子）说，‘好吧，你这么做能赢得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埃斯佩拉奇说。“也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所在的学校环境让他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

同样值得思考的一点，你的行为是否影响到了你的孩子？“对某些家长而言，他们对人际交往的处理方式可能正在给孩子树立一个坏的榜样，”她说道。

防止校园欺凌的一种方式可以是建立同伴机制的校友互助会，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新生都会分配给一个高年级学员，在入学后为他们指引方向。

“新来的学生可以从他们的学长身上汲取好的榜样，这一点无疑是这个体系的优势，” 察尼·佩佩拉西说。但在应对欺凌时，有一个积极支持的校园氛围也同样重要。“它更需要来自老师、学校领导的坚持不懈和团结一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整个体系也都无法运作。”

埃斯佩拉奇也同样赞成在老师、同学之间建立强韧纽带是关键。“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在那些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联结问题上、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在校园中找到归属感的学校，往往欺凌事件会发生的更少，”她说道。

不过，更常见的往往是支持力的空缺。在2014年，埃斯佩拉奇和她的同事发表了一篇长达5年的研究，展示了校园欺凌与性骚扰之间令人担忧的关联。研究中揭示了在年幼孩童之间的欺凌通常包含恐同性质的侮辱，到了学校高年级就渐渐升级成了性骚扰。

而卷入性骚扰的孩子——不管是骚扰方还是受害者——通常都并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其中的原因或许正是老师并未及时制止。

“欺凌只是整条侵犯链的第一步，接着是起恐同的绰号，再到性暴力、约会暴力。” 埃斯佩拉奇说道。

至于欺凌他人的孩子在走出校园后变成了什么样，埃斯佩拉奇认为有些人可能旧习难改——或是找到其他的发泄方法——但也不是全部人。“我当然同意，基于我的个人经验，的确有些（校园欺凌者）会进入某些能够让他们施展拳脚的专业领域，不管是治安、大学教授，还是律师。”

但或许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欺凌对受害者的冲击可以长达数十年，导致受害者更糟糕的身体及心理健康。初中几乎完全生活在欺凌中的杨兹，如今受训成为了一名心灵创伤恢复专家（grief recovery specialist），致力于帮助那些有着类似失去的人。

“欺凌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它也代表正常感知的失去、信任的失去、安全感的失去，”她说。

曾经带头攻击她的欺凌者在今年初通过Facebook向她道歉。当杨兹收到这条讯息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恼火。“它完全无法抚平我心中由她带给我的任何伤痛，”她说，“可能是为了帮助她自己吧，我也不知道。”

不过在她平息下来后，她认为这个道歉——正如给她生活如此负面冲击的欺凌一样——为的是欺凌的行为，而不是她。

“我对她表示同情，因为我大概可以理解她这么做的原因，也可能她自己家里出了什么麻烦，”她说，“但我并不同意她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