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问世到清代末期，我国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火灾观，在两种火灾观的指导下，人们写出了截然不同的消防著述。

一种火灾观是唯心主义的，认为火灾的发生与否，灾害的大小，是祝融、回禄等火神决定的，或是天意、天谴。根据这种火灾观，人们发表了《佛教火宫表科仪》、《火宫纪寿尊经》和《太上正义饟火灾经》等不少著述。

这些著述对于消防工作只有消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它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到了清末民初，经于被人们扔进历史的故纸堆。

另一种火灾观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基于这观点的著述在我国的消防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今还熠熠生辉。

我国古人早在《周易》中已经提出：“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是商周时期人们对预防火灾的理论概括，也是“防患于未然”思想的最早表达。

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提出了“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观点。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编著《前汉书*霍光传》时，录用了“曲突徙薪”的典故。这一典故把防患于未然的思想用生动的故事形式表达出来，多少年来广为流传，在我国防火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宋代，陈抟提出“慎火停水”的思想；沈括在对雷电、陨石等异常火灾做细致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在《梦溪笔谈》的《火灾要述》一节中阐述，使人们对这些火灾有正确的认识。

在清代的消防著述中，对实际消防工作推动最大的当属毛奇龄在约三百年前著的《杭州治火议》。

毛奇龄在做了大量调研之后，提出了改木屋为砖屋，辅以“徇火令”、“撤小屋，涂大屋”、“断火巷”、“严火罚”一整套防火、救火措施。毛奇龄的建议被人们使用后，使宋元明清四代杭州火灾频发的局面明显改变，在乾隆统治的60年里，杭州仅发生一次大火灾。

清代后期，上海创办的《申报》等报纸刊登了不少用科学的火灾观详论当时火灾的文章，为传播新的火灾理念和近代消防意识作出重要贡献。

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消防编译图书：《消防警察全编》，该书是我国近代消防第一书，对我国确立新的消防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晚清是一个转折期，从那时开始，体现科学火灾观的著述在我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唯心主义的火灾观尽管还没从人们的心中肃清，但新的有关著述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