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矿脉勘探之父，从学生时代就奔波在勘查矿藏的路上，为祖国寻得无数矿藏资源；他是矿床学领域的中坚力量，很多成果为国际矿床学权威史奈德洪盛赞，作为经典引入他的著作；他是一介书生，却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富国意识，用一生践行了对祖国的承诺。他，就是谢家荣，一个平凡而不虚此生的地质学家。

　　谢家荣1898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童年，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童年的经历使他深知一个国家要富强，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而搞工业，离不开矿业的开发，因此，他便有了一个研究地质科学的梦。这颗梦想的种子，在谢家荣初中毕业后终于发芽了。

　　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加上家中兄弟姐妹甚多，父亲要谢家荣去当学徒工，他没有答应。当时，正赶上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到上海招生，他成功考入地质研究所，成为唯一一位以初中学历考取专科学校的学生，开启了他半工半读的求学生涯。

　　毕业后，他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由于工作颇有成就，被派送美国留学，1920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理学（地质）硕士学位，归国后继续在调查所工作。

　　谢家荣在地质调查所宿舍看书（20世纪40年代）

　　早在学生时代，谢家荣就发表过调查报告。到地质研究所工作后，他进一步拓宽了矿产地质研究领域。随着矿产地质工作的深入发展，他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矿床的分布和成因分类，为我国矿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开展矿床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谢家荣拒绝了日本人的聘任，到湖南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后又任西南矿产测勘处（1942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矿产测勘处荒僻多山，时刻处在日机轰炸下，随时要准备搬迁，设备也极为简陋，经费更是不足，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谢家荣鼓励地质人员发扬苦干精神。他领导矿产测勘处在云、贵、川、康一代做了大量工作，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是我国发现矿床最多的地质学家。

　　抗战胜利后，南京面临解放时，他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毅然放弃了去新西兰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组织职工保护财物，亲自参加巡夜，把矿产测勘处完好地交给了解放军。他对新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并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创办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急需的地质学家。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省（区）地质局的总工程师，有一半是出自谢家荣的门下。

　　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国际石油界普遍把中国当作一个贫油国看待。1956年，谢家荣制作出一幅《中国含油远景图》，在中国划分出了22个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石油分布作出的最为全面的预测之一，其中就包括最为著名的大庆油田。

　　20世纪50年代，学部委员黄汲清（右3 ）、谢家荣（ 中 ）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考察含油地质。

　　他还潜心研究中国的地质矿产问题。1958年，他写成长达10万字的《中国矿产分布规律的初步研究及今后找矿方向的若干意见》，为中国的地质找矿工作留下了他宝贵的意见。

　　20世纪60年代，谢家荣受邀到北大地质学系开设“矿床学专题”课程。当时他年过六旬，仍然亲自带学生到野外实践。1964年，他带学生到江西东乡风林铜矿进行野外考察。当时他身患高血压等多种病症，每晚都要服药，枫林矿区沟壑纵横，废石堆很多。尽管这样，谢家荣仍在学生的搀扶下上山、爬坡、下探槽。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将地质人不怕苦累的精神深深根植在学生心中。

　　谢家荣，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把祖国富强放在心中，并用知识和行动去武装祖国的地质学家。可在儿女的眼中，他似乎不是个好爸爸，因为每次出差回家，包里装的都不是给孩子的玩具或零食，而是一块块石头，各种各样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