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作为一个女人、妻子、孩子的妈妈，她是如何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王恩多院士

　　坚定的志向，乐观的生活态度

　　1944年，王恩多出生于四川重庆，1950年回到祖籍山东，1955年考入济南一中。就在那一年，她的表姨妈——著名植物学家吴素萱在对葱蒜等鳞茎植物的鳞片细胞的观察中，发现了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王恩多感到姨妈从事的事业十分高尚，因为她发现了过去还无人知道的事情，于是，她在一篇“我最尊敬的人”为题的作文中就写了姨妈。从此，王恩多也立志要作一个科学家。

　　1965年，王恩多大学毕业。1978年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那年她33岁，已经是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但她毅然第二次填写了研究生报考表，第二次考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成为我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应睐先生的研究生。作为妈妈研究生，她需要付出更多。当时，王恩多的爱人在比利时留学，儿子在天津由婆母照顾读小学，她则孤身在上海读研究生。忘掉儿女情长、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埋头学习和做研究，是她那时的生活写照。她时常会提醒自己“竞争面前男女平等，别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照顾你，也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为难你。关键是你自己要具备竞争的能力”。

　　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工作热情

　　1984年，DNA重组技术在我国刚刚起步，40岁的她申请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成为该基金会资助的第一位中国内地学者。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学习期间，因为过去只有DNA重组技术方面的书本知识，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她颇感压力。然而凭借不断探索的勇气，很快她的研究结果让国外专家们刮目相看。半年后，Fogarty国际基金会破例继续提供给她第二年的奖研金。

　　1987年，王恩多重新回到了上海，人生轨迹也开始了一次新的飞跃。回国不久，她便接到王应睐先生交付的“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研究课题。然而，厄运却悄然降临，1992年夏天，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需要马上住院开刀。进退两难时，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临危受命。手术4个月后，她恢复得不错，在医生同意后，她手提行李出现在巴黎，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让·甘乐芙研究员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为了不使对方有任何思想负担，当时她丝毫没有流露出病人的“迹象”，像常人那样用放射性同位素化合物做实验。两年之后的一次闲聊中，让·甘乐芙研究员才得知这个“秘密”，直摇头说：“不可思议。”

　　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王恩多常对研究生说，个人命运是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没有祖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没有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个人要想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虽然在国外或许能拥有丰厚的酬金或地位，但是祖国却给了她一种血脉相连的“家”的感觉。

　　王恩多曾担任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生化所支社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连续三届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屈指数来，她当过12年生化所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7年上海市科技系统妇委会正副主任。科研教学任务重，学术活动频繁，但她对社会工作充满热忱，无私投入。“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应该融入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她曾笑哈哈地说。

　　王恩多为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做科普讲座

　　“科学既是人类理性最高贵的花朵，又是物质福利的最可靠的源泉”。作为科学家，王恩多还牵挂着让科技成果更好地为百姓生活服务、为人类造福；作为科学家，她认为应该比别人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言行对公共政策决策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