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这个故事：一位年轻的银行出纳员在一次抢劫案中不幸被射杀，劫匪开着一辆偷来的小货车绝尘而去，在高速路上，警方的车队展开了围追堵截。劫匪一路上撞翻了不少正常行驶的车辆，碰撞剐蹭更是不计其数。最终，劫匪离开了高速路，尝试徒步逃进深山之中，警察搜捕队伍也紧随其后。短短几分钟内局面一触即发，匪徒率先向警方开枪，接着在激烈的枪战中被击毙。不久后，媒体报道这名劫匪不仅是个惯犯，而且暴力历史可以追溯到其学生时期。现在告诉我：你脑海中想象的是个男性劫匪，还是个女性劫匪？重新看看第一段话，你会发现我（作者，下同）并没有提及劫匪的性别，然而我还是敢打赌，你刚刚一定在想象一位男性凶徒的样子。别担心，这并不是什么性别歧视，你只是根据概率在进行联想罢了。事实上，大多数男性并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只是那些有危险暴力倾向的人，大多数是男性。天生的罪犯很少见，比如我们刚刚虚构出来的劫匪，这样的男性只是普遍趋势中的特殊个例。普遍的情况是男性比女性更好斗，他们有更明显的暴力倾向，也更容易铤而走险。
为什么会这样？男性的攻击特征到底从何而来？《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难题，最终得出了一个不难猜到的结论。从标题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主旨：《身为男孩要面临很大风险：他们更容易吸烟、更容易打斗，相较于女孩，男孩也更容易夭折，但是男孩的暴力倾向并不是天生的》。（www.nytimes.com/2019/03/30/opinion/sunday/boys-men-violence.html）总的来说，《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在攻击性、侵略性方面，两性差异实则完全来自成长环境：“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因素而非生物因素，是后天抚养而非自然成长。”我们不妨化繁为简，这一类学说的本质其实是提出了一种“社会因素单独决定论”。来自社会文化的多方面影响的确有可能促成暴力、攻击型性格，如今的学界对此并没有任何怀疑，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多研究都表明人类的行为（包括攻击行为）都可以被激励强化，或者被轻易地训练。因此，如今对于男性暴力倾向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继续讨论“社会因素是否能起作用”，而是讨论“除了社会因素以外还有哪些因素”。简而言之，应该说其他因素同样可以起作用，比如生物因素。人们最初发现的一条研究线索是，男性与女性的暴力倾向差异并不只是出现在西方世界。无论把目光投向哪个国家，男性都比女性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特别是当他们成群结队出现的时候。对此，犯罪统计学提供了一条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任何国家，故意杀人案件中的凶手，大部分都是男性。（另外，故意杀人案件中的受害者，大部分也是男性。）（www.unodc.org/documents/gsh/pdfs/2014_GLOBAL_HOMICIDE_BOOK_web.pdf）
© UNODC
这样的数据会马上引发学术角度的疑问：如果男性更具攻击性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那为什么在所有社会群体中，男性都无一例外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虽然我的问题是反问句，但是有些社会文化理论学者真的对此展开了研究，并相信自己找到了答案。比如声名显赫的心理学家爱丽丝·伊格雷（Alice Eagly）、温蒂·伍德（Wendy Wood）就提出：尽管男性更容易付诸暴力，但这并不是进化带来的结果，男性与女性心智并无差异。恰恰相反，这是男性与女性躯体进化差异所带来的间接效应。
这些躯体差异主要体现在：男性的身材更大、力量更强、动作更快，而女性身体的进化方向以怀孕、哺乳为核心。这两位心理学家认为，由于男女身体上的巨大差异，在所有文化中，男性都会被教导去扮演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承担体力劳动的社会角色，而女性被灌输的社会角色则与养育后代有关。
这种影响就好像退伍老兵一辈子都会坚持擦亮自己的靴子，男性和女性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对男女性格差异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久而久之，男性的确变得更具攻击性，而女性也变得更注重育儿。
简而言之，伊格雷和伍德提出的学说并不属于进化心理学，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试图解释这种跨文化现象，她们认为：之所以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两性的暴力心理差异，首先是因为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男性与女性的身体都存在差异。身体差异是人类进化的直接结果，但心理差异是间接产物。伊格雷和伍德甚至提出，只要我们重新规划、改变社会中男性与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暴力心理差异将很快被消除掉。
（dornsife.usc.edu/assets/sites/545/docs/Wendy_Wood_Research_Articles/Gender_Differences_in_Social_Behavior/wood.eagly.2012.Advances.pdf）
这称得上是个聪明的假说，也值得被认真讨论，但总的来说，我不认为这一假说有多严谨。首先，伊格雷和伍德的理论尚有很大漏洞，让人不禁想提出一些疑问。比如，既然进化让两性的身体差异如此之大，自然选择的过程为什么没有直接造成男性与女性的心理差异？两性身体特征差异可以说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男性接受的自然选择充满暴力和杀戮。既然这个自然选择过程能够改变人类的肌肉、骨骼以及身躯的构造，为什么偏偏没有对大脑和心理产生多大影响呢？
不仅如此，既然男性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副肉体强化的身躯，为什么没有在进化中获得一个能驾驭这副躯体的心理机制呢？从这些角度反思伊格雷和伍德的假说，就会发现该理论就好像是在说进化让我们有了牙齿和消化系统，却没有赐予我们食欲。更大的问题是，如果造成两性暴力倾向差异的因素只是社会角色不同，那么在那些两性严重不平等、两性角色严重固化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观察到更夸张的两性暴力倾向差别——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恰恰相反的。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跨国研究中我们发现，在那些性别平等程度更低的国家，青少年人群中男性与女性的攻击行为差异反而更小。很显然，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确会造成两性暴力倾向差异，但是这种影响力显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这是社会角色理论的最大漏洞。（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ab.21799）与我们印象大相径庭的，不仅仅是社会因素影响力的大小问题，某些社会因素甚至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文化理论家们挂在嘴边的套话罢了。比如：有一种说法是社会文化环境在鼓励男性变得更具攻击性。也许在某些情境下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确总是告诉男孩“坚强点，不要哭”。但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其实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成本来压制男性的攻击性，而非压制女性的攻击欲。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男性就是更暴力。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告诫女孩要安静沉稳，的确，我们有些时候会这样教育她们。但事实上，我们会更多地让男孩安静些、沉稳些。为什么？原因是一样的：因为男孩子就是更吵闹、更具破坏力。在我研究生时期参与的第一次研究中，我发现对于同样的攻击行为，人们对男性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女性。对此，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行为显然可以证实我在研究过程中的这一感受。比如在儿童时期，男孩的攻击行为会招来更多次、更严厉的惩罚。同样的，在成年后男性被告往往会被判处更严厉的刑罚，尽管他们与女性被告犯下同样的罪行，甚至是同样的犯罪前科。
（psycnet.apa.org/record/1975-09417-000）
（academic.oup.com/aler/article-abstract/17/1/127/212179）
这似乎可以说明男性的攻击性与文化环境无关，并非社会环境让男性变得更暴力。而且这种现象不止是发生在西方世界，在绝大多数文化环境中，对男孩的教育都是禁止他们变得极具破坏性，但是在所有文化环境中，男孩长大后无论如何都会表现出比女性更明显的暴力倾向。
（domestic-violence.martinsewell.com/Archer2004.pdf）
（写到这里，有必要消除读者很可能正在形成的误解，本文并不是要否定文化对男性暴力倾向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已经证实这种影响的确存在了。本文要指出的是，文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两性的暴力倾向差异，因为当我们的文化对男性攻击行为做出更严厉的惩罚时，男性的暴力倾向仍然远远高于女性。）
一些支持“社会因素单独决定论”的人进一步争辩说，就算两性暴力倾向差异并不是被文化环境创造出来的，但社会与文化必定放大了某种天生的微小差异。然而，社会与文化其实恰恰在发挥相反的作用：不是加剧男性的攻击天性，而是抑制这种天性，我们的社会文化已经缩小了男性与女性的暴力差异，这一差异原本可能更大。其他的证据也把我们引向同样的结论，进化心理学家约翰·阿切尔（John Archer）指出，如果两性暴力差异只是来自社会影响，那么应该能观察到这种差异在儿童时期是最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大。假设顺着“社会因素单独决定论”的思路，那么当我们活得越久，社会影响力对我们的改变就越深远，无论是改变行为习惯还是我们的心智，因此活的越久，两性差异就应该越大。尽管理论似乎有道理，但是在现实中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首先，两性的攻击性差异在非常低幼的时期就已经显现——通常在幼儿一岁前就可以观察到。当幼儿可以借助自己的力量行走，男孩就会自发地进行更易发生争抢、打斗的游戏。在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幼年时期，我们也发现了完全一致的两性差异，这似乎是与怀孕期间子宫内睾酮水平有关。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jnr.23862）
至于人类的社会影响问题，当男性、女性幼童表现出两性攻击欲差异时，他们还远远没有成长到理解自身性别的年纪，因此这些幼童根本不是在迎合社会预期中男孩与女孩应有的行为模式。事实上，这个年龄段的幼童几乎不可能顺应任何社会期待，每一位父母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仅仅是尝试劝说孩子在餐厅里安静地坐一会，就已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两性暴力倾向差异不仅在低幼时期就已经显现，直到青春期，这种差异的程度都保持着静止不变。具体而言，在这个过程中男性与女性暴力程度的绝对水平都呈现平稳下降趋势，但是两性之间的差异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而是几乎保持不变。
如果两性暴力倾向差异真的完全来自社会因素，那么从婴幼儿时期到青春期，持续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两性差异没有进一步扩大呢？
（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ehavioral-and-brain-sciences/article/does-sexual-selection-explain-human-sex-differences-in-aggression/8C918A2FDAA8C234BFB192F282BF3F27）
第二点与“社会因素单独决定论”不相符的事实是，正如大多数两性差异那样，两性的暴力倾向差异同样是从青春期开始突然变大。在青少年、青年阶段，这种差异达到了峰值。就好像雄性大象的狂暴期（Musth），人类男性个体也有可能在这个时期表现出狂暴的异常，进化心理学家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马丁·戴利（Martin Daly）称其为年轻男性综合征（the young male syndrome）：在人口统计学上，患有这种综合征的年轻男性更容易被判入狱，施行杀害他人行为，或者更容易被他人杀害。（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016230958590041X）
对此，行为遗传学家大卫·莱肯（David Lykken）开玩笑地总结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一年龄段的所有男性低温冷冻起来，人类就可以立刻消除绝大多数的犯罪与冲突，人类社会也因此可以避免被暴力的瘟疫摧残。玩笑归玩笑，但是很显然，“社会因素单独决定论”怎么可能解释青春期两性暴力倾向差异突然加剧呢？难道是因为恰巧同一时期出现了加剧两性差异的社会影响吗？对于每一种文化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怎么可能都恰好在青春期出现了这种社会影响呢？第三点重要的事实是，经历过混乱、暴躁的青年时期之后，男性的攻击性会在其后的人生中持续稳步下降，对此“社会因素单独决定论”无法提供任何解释。不过在生物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在男性的成年期之中，暴力行为的减少、睾酮激素分泌的下降，这两个过程几乎是保持一致的，通过研究其他物种，我们也发现了相似的雄性规律。这再一次说明：通过进化论更容易合理地解释男性的攻击性，而非社会文化理论。雄性的攻击性有着非常普遍的生物学根源，在研究其他生物时，我们发现了相类似的现象，这也是目前研究男性攻击天性的最后一条线索。在一些研究中，我们发现物种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比如人类和黑猩猩。在人类之中，故意杀人罪犯有95%是男性，故意杀人案件的受害者中有79%是男性。对于黑猩猩而言，这两个数字分别是92%和73%，简而言之，对比致命性攻击行为，这两个物种之间的两性差异极为接近。
（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3727）
黑猩猩的研究只是个开端，许多物种都表现出两性的暴力倾向差异，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如此。如果其他物种都普遍存在这种两性差异，那么对于人类，男性的强烈攻击欲为什么会来自完全不同的影响因素呢？目前没有任何学说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更合理的假设应该是人类男性的攻击天性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起源，而且，这种人类的两性差异与其他动物近亲的差异不仅表现相似，应该也有着同样的来源和机制。值得补充的一点是，以上这些发现并不能说明人类一定会被男性的攻击天性毁灭，更不能说明人类的破坏天性一定会阻碍我们自身的发展。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论述道，尽管破坏与侵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但是纵观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暴力与战争正在稳步减少。的确，纵观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人类正在以多种方式摆脱暴力流血的天性，无论是警务、政策、贸易还是道德规范手段，都让我们完成了巨大的转变。然而，如果我们想继续沿着这个文明轨道前行，或者加快前进的脚步，最好不要再自欺欺人，不要再编造虚假的理论来解释人性中的暴力从何而来。正如政客经常说的：错误的诊断只能带来无效的治疗。我们应该不断寻找真正的病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天性带来的创伤。原文/nautil.us/blog/nurture-alone-cant-explain-male-aggression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十鬼蛇王马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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