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兵书写传奇

　　——在军事科学院感受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创新的魅力

　　■记者　罗辑　特约记者　邵龙飞

　　5月17日，习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辉煌灿烂的中国兵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源之早、著述之丰以及对后世影响之大，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数十年来，军事科学院一直将中国古典兵学研究作为军事科研的重要脉络。一代代军科人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执着，在古典兵学研究上打造了一座影响深远的学术高地。如今，在改革强军的时代大潮当中，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创新发展的前景愈加开阔，那一部部饱经沧桑、历经洗练的兵书宝藏，正在新一代传人手中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北京的灵性，全在西山那一抹晚霞”，在诗人徐志摩的笔下，北京的西山就像一位满腹经纶的长者。这种独特风韵，多少年来曾让许多文化名人远离喧嚣寄居于此。而作为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交汇处，西山自古又是京城西北战略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文武交融的浸润，西山脚下的军事科学院才展现出独有的一张一弛的学术文化秉性。

　　在军事科学院营院东北角，修葺一新的军事图书资料馆给这座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院落平添了几分现代化气息。然而，当我们进入二楼“兵书珍品展”展厅时，一种跨越时空的力量仿佛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那千百年来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岁月。

　　辉煌灿烂的中国兵学文化资源

　　U型主形象墙上配以祥云、古兵车、虎符等元素，前言为竹简兵书造型，中心位置配以五星形状吊灯……走进展厅，那简洁、朴素的装饰风格如同一幅写意，寥寥数笔便将中国数千年兵学文化勾勒得淋漓尽致。

　　中国兵书有多少？上世界80年代之前并未有过精确统计。有人说，自古迄今，称得上兵书的，至少2000种。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兵书知见录》曾对兵书数量作出回答：从先秦到清朝，历代著录兵书3380部，23503卷。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这一数据，正是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历经10年查明所得。

　　这也就是说，从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诞生至清末，在大约2400年的历史中，中国平均每年有1.7部兵书问世。

　　军事图书资料馆原馆长汤奇介绍，在存世兵书中，除地方文博部门馆藏外，军事图书资料馆就收录古代兵书1778部，5544册。我们眼前“兵书珍品展”所展出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孤本珍椠从何而来？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个早上，北京前门旧货市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中年人的目光跳过古玩瓷器、珠宝首饰，落在了几本线装书上——《十三经注疏》。中年人心跳不由加速，那可是一部少见的宋版元刻明修集结本。顾不上讨价还价，中年人掏空衣兜，把书捆扎包好，满心欢喜而去。中年人名叫童陆生，是军事图书资料馆首任馆长，在延安时曾任周恩来的军事参谋。

　　说起童陆生当馆长的缘由，还要从图书馆的前身说起。军事图书资料馆的前身，是创建于战争年代的中共中央军委四局图书资料室。当时，这里存放着我党我军多年来搜集的近百部兵书古籍以及其他图书资料。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重兵直逼延安。危难之际，如何安全转移这批珍贵兵书和重要档案资料？周恩来考虑再三，把这项重任交给了童陆生，由他负责从王家坪东渡黄河向晋西的三交镇转移。

　　一路征战，几经硝烟。直到1948年，中央和军委转移到西柏坡后，童陆生才把这些军事图书和档案资料交给了当时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叶剑英深知这些图书资料对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性，立即提出恢复建立军委图书资料馆，并任命童陆生为第一任馆长。后来，该馆划归军事科学院，成为军事图书资料馆。

　　建馆初期，为丰富馆藏书目，军委曾专门派人寻访我军部分高级干部和国民党一些起义将领，获得了许多珍贵古兵书。之后，军委又先后两次发文，要求全军部队支持军事图书资料馆建设。当时，许多官兵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纷纷把自己收藏的兵书捐献出来。

　　在童陆生的带领下，图书资料馆工作人员也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到处“淘宝”。当年，许多旧货市场、古旧书店都曾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些同志甚至还养成了没事“逛”废品收购站的习惯。上世纪80年代，图书资料馆一位同志听说河北老家一位长者手里有一本明末清初时期的《孙子兵法》，先后6次找到那位长者。最终，长者被这位同志的诚意所打动，把那本家传了五代的《孙子兵法》捐赠给了图书资料馆。

　　时至今日，图书资料馆还在通过社会捐赠、书展竞买等渠道搜集各种兵书古籍。“搜集整理古典，这本身就是我们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职责，也是传承兵书文化题中应有之义”，汤奇如是说。

　　影响深远的战争观念

　　在展厅序厅右侧，淡橘色射灯下，端放着“武圣”孙武坐在案桌前捋须沉思的雕像。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当我们再次翻阅馆藏兵书时不难发现，这位曾率领吴军南征北伐、五战五捷的将军，在历经血雨腥风后，并没有因“一将功成”而沾沾自喜，相反却为“万骨枯”而反躬自省于如何寻找“不战”“慎战”“遏战”之道，怎样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断呼唤“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自古知兵非好战”。翻阅其他经典古籍，继孙子之后，无论是“兵家不止言兵”还是“言兵者不止兵家”，中国古代兵家文化的泰斗们无不秉承着论兵者非兵、讲武者讲止戈、准备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强国强军是为了维护和平的战略思维取向和文化价值理念。

　　《孙子兵法》自从唐代流入日本后，又于1772年被法国神父约瑟夫·J 阿米欧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英、德、俄、朝鲜等多种文字的《孙子兵法》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在传播中国古典兵学文化过程中，中国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止戈为武”的和平呼吁。1989年，军事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20多年来，研究会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美国、俄罗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一直保持着密切学术联系。“孙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在当今的时代价值”“孙子兵法与战略文化”“孙子思想大国关系中国和平发展”“孙子兵法与和谐世界”……从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历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主题来看，就足以体现这个有着悠久兵学文化的国度，对于化解冲突、平息战端、共克时艰、携手前行的时代忧思和世界担当。

　　千年智慧如何谱写时代新篇？

　　维护和平必须有军事力量作保证，遏制战争必须有应对战争的实力。

　　“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从这些兵学古籍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所谈论的兵戈剑戟、攻占杀伐，与后世战役学、战术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军事学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革命战争年代，纵是戎马倥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从未放弃过对兵书古籍的研究。在众多馆藏珍品中，一本纸张粗糙、装订简朴的《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引人驻足。汤奇介绍，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深深感到，要战胜强大敌人，提高指战员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当务之急。于是，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集结成《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当时，由于根据地缺少纸张，中央曾多次派人冒着危险到敌占区买纸买墨。由于印刷数量有限，这套丛书存世极少。

　　“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早在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在党内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的任务。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从“兵民是胜利之本”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四渡赤水疲敌心志到四保临江挫敌锐气，从解放北平兵不血刃到雄师过江一鼓作气……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兵学智慧对于共产党人军事思想的影响。

　　作为军事科学院首任院长，从革命道路和炮火硝烟中走来的叶剑英元帅，深知开展古代军事学术研究、弘扬古典兵学文化的重要意义。他在军事科学院上任伊始，就曾对相关工作多次作出指示，并组织力量译注古代兵法，对编写兵器发展史、中国历代战争战略问题探讨和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历代战争地图集等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军事变革的日新月异，决策者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任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在军事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研究古代兵法数十年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吴如嵩，在其80年代著作《孙子兵法浅说》一书中，把《孙子兵法》放在当时历史时代背景以及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长河中进行深入研究，打破了建国以来孙子研究的注释传统。1988年，他的第二部研究专著《孙子兵法新论》，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归纳为安国全军的慎战论，谋深虑远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等“新十六论”。学术界普遍认为，新论有力推动了《孙子兵法》的深入研究，对于研究现代军事作战理论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加速推进，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制胜机理正在发生深刻演变。面对军队建设和作战实践对军事理论创新的急切呼唤，习惯了在“冷板凳”上冷静思考的研究者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写满“之乎者也”的兵学卷本中。

　　“现代化的军事作战行动是一个系统和精密的工程，这要求我们必须用更为纵深、宽阔的学术眼光来对待古典兵学研究，而不应停留在个别字句、篇目的阐释解析上。”秉持这样的研究思路，从2009年开始，军事科学院中国历代军事历史研究室组织力量，开始编撰《中华大典军事典》，对1911年以前中国历代文献中的军事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他们按照现代军事学体系，将《军事典》划分为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军事地理以及军事人物、战争战例6个分典。在7年时间里，研究人员翻阅浩瀚的古籍经典，以史为鉴，梳理撰写出4000多万字的内容，完成了建国以来有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梳理总结最为庞大系统的一次研究工程。

　　与此同时，带着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思考，研究者们再一次叩开了在兴衰更替的历史长河中尘封的智慧之门。从先秦《五子之歌》论民为邦本、秦汉时期陆贾论长治久安，到唐宋魏征论理政得失、李纲论战，再到明清唐顺之论海防策略、郑观应论以商立国……一部近60万字的《安邦大略》，从原文解译到现实思考，系统总结出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综合性、内敛型、预防性的特点，向决策者昭示了中国传统兵学智慧，是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的重要思想资源。

　　由携笔从戎到将挂吴钩，从满头青丝到两鬓飞霜。而今，肩负改革强军历史使命的新一代兵书传人，早已把“安国全军”“师惟律用”等传统兵学智慧的光芒投向“军民融合”“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等现代军事思想的研究上。《中国近代军队改革的历程、缺欠及鉴戒》《中国古近代维护海洋权益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法治及其启示研究》……一份份沉甸甸的研究成果不断从西山脚下飞向更远的地方，而那一卷卷用青灯黄卷书写的兵书，也在晨钟暮鼓中不断吞吐出连绵的芳香。（罗辑　邵龙飞）

　　让传统兵学绽放新的光芒

　　■钟少异

　　中国传统兵学源远流长，体系博大，内涵精深，形成了世界古典兵学中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在历史上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军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现当代，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军事思想跨越时空阻隔，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新世纪军事实践发展创新的重要理论源泉。

　　我们研究传统兵学，就是要从中挖掘、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为新时代中国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服务。这是传统兵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在这方面，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运用能够很好地说明问题。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体内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军事理论上的卓越创造，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优秀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包括《孙子兵法》和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以弱胜强战例所蕴含的宝贵启迪。当时，毛泽东曾专门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写信，要他“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多处引用孙子的话和中国古代的战争战例来说明问题，还特别指出，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优秀军事遗产的深刻影响，赋予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厚的历史内涵，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表现出独有的中国气派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许多优秀思想，是对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战争本质和战争规律的睿智洞察和独到把握，对现当代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创新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把传统兵学研究与当今时代的军事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创新和发展。与实践脱节的、局限于书斋的经院式研究必然难以解答军事实践面临的迫切问题，必然难以对我军的军事理论创新发展发挥有力作用。必须突破就中国论中国或就军事论军事的狭窄藩篱，打开视野，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理论营养，在紧密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加以融会贯通，熔铸于一炉，从而实现军事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