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大忧患而造大意境

　　——简论毛泽东长征诗词中的民族精神

　　■朱向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朱向前 书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版开设“毛泽东长征诗词解读”专栏，特邀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朱向前，分期为大家解读毛泽东长征诗词、解读诗词中的长征精神。这些长征诗词，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万里征程中无惧无畏的史诗，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重重绝境中血战到底的誓言。这些诗词，浓缩了多少曲折和悲壮、多少豪迈与荣光。“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让我们一同攀越诗词中的万水千山，体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宏远。

　　我曾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多次谈过两个比较：第一个是诗与词的比较，词比诗好。人们常谓毛泽东诗词，其实包含了诗与词两个部分，但若以质论，词高于诗。正如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信陈毅所言：“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这种低调，既表明了毛泽东对于诗词创作精益求精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鸿鹄之志，也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的大家风范，但同时还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自己诗词评价夫子自道式的“实话实说”。为了论证，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量化分析——即以目前公开发表且为学界认可的毛泽东诗词69首论（《十六字令·山》按3首计），其中35首为词，34首为诗，数量上平分秋色，算是打了个平手。但若以质论，我个人认为20首左右的上乘之作中，诗只有七律《长征》《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回韶山》《登庐山》《答友人》5首左右，其余15首（如《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柏地》《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等）都为词。

　　第二个比较是以创作时段为界，即青年时期胜过老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前胜于新中国成立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动荡不安环境胜于平安稳定环境。

　　我个人认为，青年（30岁以前）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是同学、朋友、情侣间的唱和，如写给易昌陶、罗章龙、杨开慧等，基本取向是表达友情、爱情、同学情，风格尚未完全定型。毛诗词真正成熟并走向高峰乃至巅峰是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中间共约11年。而这11年，正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时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凶险万状，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凸显于此，巨大的压力带来了巨大的反弹，苦难的磨砺铸造了辉煌的诗篇，毛泽东的诗情空前迸发，先后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但是严苛以观，部分前期作品还未达到高峰，风格相对平实，如《西江月·秋收起义》：“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显然还不够飞扬、浪漫。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脚下是高山大川、急流险滩、雪山草地，面对着强敌包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这是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悲壮历程，更是闪烁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史诗。毛泽东正是率领红军创造奇迹，开创历史，以诗纪史，诗史合一的民族英雄。在生死不过一瞬间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诗兴大发，先后创作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以及长征后期（以1936年10月为长征胜利结束计）的《沁园春·雪》。如此集中的、火山喷发式的诗词创作（尤其是10月份1个月中就写出了《给彭德怀同志》《长征》《昆仑》《六盘山》4首），这在毛泽东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是仅见的，也是空前绝后的。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此后在延安相对平和安定的13年中，毛泽东反倒诗情淡然，诗作甚少，仅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寥寥4首，而且基本不能代表毛诗水平。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曾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翻译家费德林当面向毛主席表达他对毛之长征诗词的赞叹时，毛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

　　依我看来，这一个“毛氏困惑”应该又是典型的毛式幽默与谦虚，其实说白了也简单，就是两条：一是符合毛泽东极富挑战性的个性，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二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艺”。只不过毛泽东写的是家国之忧、天下之忧、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之忧，而且是大气磅礴地写忧造艺，写大忧患而造大意境。

　　毛泽东天赋大才，胸怀大志，生性刚毅、决绝，一旦认定目标便跬步以行而又一往无前，永不言败，典型的“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湘精神代表。其实，湘人这种雄霸天下的精神，300年来已为国人公认。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就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黃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惜乎，陈氏撰写此文时恐怕还未识毛君，或者只认得一介白面书生毛润之。陈独秀可能万万想不到的是，自从1927年秋毛泽东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又经过10年的以弱抗强、屡反围剿、勇挫顽锋，铁流滚滚两万五，妙计频频炼奇兵，毛泽东已经从一个虽然不名一文却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书斋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转变成了一个历经战阵、指挥若定的实力派三军统帅，他今天的发问就不是“书生意气”的“指点江山”了，而是胜券在握三军外，豪气干云一声吼：“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个力量、气势和自信，比起他的那些湖南先贤们来，要强得太多太多啦！也就是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今天的毛泽东就是湖南人的代表，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李大钊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恰为此时毛泽东的精准写照。铁肩者，湘蛮子的骨头够硬；道义者，湖湘文化之要义，经世致用，改造中国，首先要让1840年以来受尽屈辱的祖国和人民寻求独立和解放，站立起来。妙手者，大才也，500年不世出。妙手因铁肩而更妙、更有底气、更加磅礴豪迈；文章者，文以载道，载的就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昌盛的最强音。为达此目的，敢于藐视一切艰险，毫不畏惧任何强敌。这就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声，它在血火迸溅中、在浴火重生里、在凤凰涅槃间灵光乍现，转化成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吟诵出来的一首首绝妙诗词。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万马战犹酣”似的雄峰陡岭，还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巨川深河，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走泥丸”“腾细浪”而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无论你山崩地裂、河海倒流，还是雪盖昆仑、周天寒彻，我终是要“不到长城非好汉”，“三军过后尽开颜”。甚至要“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最终最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苦难深重的绝境中浴血奋战的毛泽东的心气，中国工农红军的心声，整个中华民族的心愿。

　　试问，毛泽东长征诗词主题何在？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把它提炼成了3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题，它如雷轰鸣，已经震荡了80年；这也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经久不衰的主因，它热唱了半个多世纪，可能还要传颂一万年。

　　（《中国国防报》2016年09月05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