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是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纵观军事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新的战争方式一旦出现，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就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总参谋部被解散，军队被限制在10万人，军事实力大为倒退。然而，德国抓住了机械化战争刚刚出现的时机，敏锐地发现了装甲兵的作战潜力，创造了新的作战样式——“闪击战”，从而在欧洲重新获得军事优势。1991年，美军利用其空中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赢得了世界上第一场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的胜利，从而引发一场以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性军事变革，战争逐步展现出新的形态。

　　虽然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军事变革具备了可能性，但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的新军事革命中，技术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军事变革不等同于军事技术变革。“9·11”事件后的美国全球反恐战争，虽然美军利用高技术军队打赢了地面战争，但却使美军深陷战争泥潭。事实证明，脱离战争性质变化所搞的改革，并没有使美军获得期望的胜利。美军内部以及兰德公司等研究机构，对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激进观点也提出了许多批评和质疑，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太过看重技术，他提出的转型，是一项大范围地用高科技来替代人力的工作，把改革转型搞成了一场技术狂欢，使军事改革偏离了方向；拉姆斯菲尔德试图将战争理性化，忽略了战争迷雾和战争的本质特征，试图将战争技术化，忽略了精神、意志、士气等人的因素，只注重战术层次的问题，忽略了战略和战役层次的考虑，以及对战争艺术的运用等等。

　　目前，美军在信息化作战方面已抢先一步，开始全面启动军事转型，向新的军事体系过渡。然而应当看到，信息化的战争体系既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美军近几场局部战争都占有绝对优势，还没有碰到过实力较强的对手。因此，美军的信息化战争体系还远未成熟，特别是没有经过严酷战争的考验。同时，美军斥巨资构建的信息化作战系统，既是它的优势所在，也是它的要害所在。一旦出现某种新的对抗手段，就可能将其巨额投资化为乌有。另外，信息技术具有扩散性、渗透性的特点，并没有优势的独占性。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美军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很可能被别人轻易掌握，美军将面临丧失优势的危险。2014年，美军又发布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国防创新发展战略——“第三次抵消战略”，我们在保持足够警惕的同时，更要有清醒的判断力，防止落入美国的战略误导。在分析美军技术优势时更应该关注技术创新牵引作用的内在机理，及其如何用先进技术牵引部队建设和作战的发展。

　　从事物发展规律看，军事变革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先由物质层面(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到组织层面(体制编制)，最后再引发文化层面(思维方式)变革。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曾撰文指出:“单纯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调整不足以导致军事上的革命，只有新技术大量应用于军事系统，并与创新性的作战概念和组织结构调整相结合使冲突样式发生根本变化，才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使军队现有的组织结构、作战理论和作战方式发挥出更大的效能，当新技术与新系统大量引进后，会使现行编制体制、作战理论和战法与之不相适应的部分发生变化，当适应与变化进一步引发新思维，促使人们用全新的方式思考战争形态等根本问题时，技术革命扩展为思维革命，就会引起文化层面的变化，而这种变革最为深刻，影响也更深远。只有在变革过程中注重通过逐步提升军事技术水平、改革组织模式、创新作战概念等手段来有序地推进军事变革，同时在军事变革中注重文化思维的确立，确保变革持续推进，才能在军事革命浪潮中始终保待领先地位。

　　战争形态的发展演变具有战略对抗、作战牵引、理论创新、技术支撑乃至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复杂动因。军事变革的实质，是对军队的技术、人员、组织和作战方式等要素进行深刻的创新性整合，使之适应战争形态的变化。由此可见，军事变革不仅仅是军事理论、技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的改革，而与此关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生活等因素也都要给予以充分的考虑。新技术引发军事领域的变革，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战略思想选择新技术，使之成为一定时期核心军事能力、并创新“游戏规则”的过程。人始终是军事变革的主体，特别在新技术大量涌现的当今时代，战略思想的确定才是主要的。成功的军事变革不在于多花钱，而是选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战略方向对了，发展才有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决定了战略上的非对称。只要新技术革命持续发生，新军事变革就不会停步，每个变革拐点处，都存在发展道路重新选择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战略判断力，把握真正的历史机遇、战略机遇，以务实和独特的军事创造力迎接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吴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