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军事11月15日报道】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13日报道，陷入前所未有的混战的今年美国大选，不仅对当事国美国，而且对国际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今后会继续主导世界吗？走向多极化的世界会诞生新的秩序吗？《日本经济新闻》就此采访了美国外交界泰斗、曾在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担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博士，以下为采访摘要：

　　“新孤立主义”只是幻想

　　春原刚问：共和党美国下任总统特朗普在选战中的主张，给世界留下了美国正在被“新孤立主义”毒害的印象。

　　基辛格答：所有的国家必须在理解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讨论外交政策。必须知道做出的决断在何种范围内是安全和稳妥的。所以，美国没有“新孤立主义”的选项。那只是在不懂外交政策的人们中间流行的浪漫幻想而已。

　　比如说某国与我们建立同盟关系。不是说我们听从了他们的要求，或者他们听从了我们的要求，一切结果都只是反映了双方的国家利益。

　　问：实际上，通过这次的总统大选，很多国家对美国的方针路线和意图感到不安。

　　答：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是，双方激进的人获得了很多支持。这说明，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很多人对现状感到不满。

　　从凭借外交安全性、智慧和灵活性应对世界问题的能力来看，这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政治家都能够将自己心中的幻想变成现实。

　　问：21世纪美国能够基于“自由国际主义”领导世界吗？

　　答：具有自由国际主义传统并且已经确立这种传统的国家今后也应该继续追求下去。因为这适合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也是通过国际主义塑造的。这种想法不能以武力强加给别人，但我们以国际主义为理想，应该让人感觉该价值观(民主、言论自由、尊重人权)很舒服。

　　不过，在实施军事行动时，应当考虑到战略必然性。

　　问：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阵营的人主张强化美国的同盟战略，但特朗普则要求日本等盟国担负更多责任。

　　答：同盟战略原本是因为存在全球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才会出现。该战略必须反映同盟对象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据此来定义特殊关系性。领导人们必须在办公室反复评估同盟，然后在该评估的基础上修正同盟关系。

　　很多同盟关系诞生于苏联作为巨大威胁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新时代，威胁的内容已经不同。仅从这点来看，就必须重新思考所有的同盟关系。为了应对新的现实，需要带着积极的态度重新思考问题。

　　美国世界观迎来转折

　　问：一个“新现实”便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

　　答：在近代，人们肯定会思考主要国家间的战争会带来什么。当今的技术实力无比强大，不可预测。因此，大国之间哪怕任何一次战争都会造成惨绝人寰的悲剧。事实上，这是21世纪的新要素。

　　问：您认为应该否定美中像过去英德那样发生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吗？

　　答：是的。因此我想说，美中两国的领导人要认识到，两国间的战争不符合两国国民和人类的意愿。

　　不过，美中两国在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做到这一点是最难的事情。这里面虽然有竞争的要素，但也存在共存这个重要的要素。双方都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问：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够达成“战争并非解决之策”的共识吗？

　　答：必须要有这个共识。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问：除了美中关系外，美国与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今后会怎样呢？

　　答：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正在面临终结，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很多国家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国内事务左右，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彼此如何看待对方。在某个时间点上，我们应该与各国讨论这个问题。

　　问：在这个时代，特朗普能够发挥领导力吗？

　　答：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决策力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占到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国际社会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决断。我们无论面对任何问题，都能利用手中的资源压倒对方。

　　现在，我们无法妥善处理某些问题。而且在资源上，已经后退至凭借独一无二的优势建立的安全网的边缘。尽管我们至今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

　　问：您的意思是美国对世界的态度正迎来转折点？

　　答：我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其他地区国家，顾及他们的决策。换句话说，美国无法决定他们的意愿。这对美国来说是新的体验。

　　美国急需运用“大战略”

　　问：美国新政府今后应该寻求怎样的国际战略？

　　答：我曾说过，美国应该学习灵活运用“大战略”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过于关注个别事件的解决。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将很多国家彼此联结起来的长期战略的必要性。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至今未得到答案的课题。

　　美国新政府首先必须要做的是，对今后美俄、美中关系进行一番梳理。那时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他们要达成什么目标”、“他们要妨碍什么”、“其针对的是谁”、“为了达成该目标，谁会令我们担心”等。

　　问：您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出了构建新世界秩序时的思路，即倡导21世纪版的17世纪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答：为了结束30年的战争，大国之间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在400年前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持续多年的宗教战争造成大量牺牲者，当时的领导人们决定切割宗教上的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

　　结果，他们建立了可以通过既定程序参加的国际体系。当然，如果要采取何种行动，需要依据国际法。这些原则放在任何国际体系中都是有益的。

　　问：即使在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增大的21世纪国际体系中也是如此吗？

　　答：是的。届时，必须就遵守何种规则达成共识。该规则可能是一种可以改变“单纯边界”的思维。而且，通过各国的谈判，这些规则也是可以修改的。

　　从战后欧洲的振兴来看，一直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的边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来，《赫尔辛基宣言》提出，“规则是可以通过协议改变的”。那是重要的一步。所以，依靠多种规则来处理各国间关系的概念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