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2日15时我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任新民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市，1945年赴美留学，1949年8月回国。1952年起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1956年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1965年任七机部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1975年6月任七机部副部长。任新民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历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顾问、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顾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任新民曾领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和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 “中国航天四老”。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者，他还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誉为航天“总总师”。

　　1948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

　　尽管在国外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但任新民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他破除重重阻碍，如愿归国。

　　很快，任新民就成为了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穿上了军装，他成为了共和国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员。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急需一批专家，任新民随后奔赴北国。

　　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在东北参观重工业时，一个沉稳、且与他经历相似的年轻人让他感觉一见如故，这个人就是任新民。钱学森邀请任新民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答应。

　　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与中国航天事业共生、共荣、共奋进的“航天人生”。由于“伯乐之遇”，任新民也与钱学森结下了一生“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摘自《中国航天报》2015年12月9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百废待兴。

　　回国后的任新民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从事新中国早期的火箭研究、试验工作，这同他的本专业相去甚远。也许在那个年代，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党叫干啥就干啥”，只因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无论从事何职，都尽忠尽责。任新民说过，他的原则就是“踏踏实实做事”。

　　1965年起，已全面铺开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任新民是研制这一运载火箭的主要负责人，那时候他事必躬亲，从总体方案到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火箭结构到安全自毁系统和电缆插头，他都要审查、落实。四年多的努力，换来的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腾空——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中国的航天事业拉开了辉煌的序幕。同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任新民和钱学森等科学家登上天安门城楼，周总理在向毛主席及在场的西哈努克亲王介绍他时，称其“我们放卫星的人”。

　　摘自《光明日报》1999年8月23日第11版，作者刘敬智

　　“您曾说过，我国宇航技术的下一个奋斗目标应该是在外层空间建立中国的太空站，这是不是说，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太空站的条件？”记者问。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我提的是下一步的奋斗目标。这就象爬楼梯一样，以前的台阶都走过来了，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事业中途停顿下来，就应该向发射太空站的目标前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基于我国在航天技术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发射太空站已经是不需要花很多钱、用很大力就能办到的事。”

　　“从您的谈话中我感到，您似乎有一种紧迫感。”

　　“是的。原因有三个：其一，宇航技术已成为国际上的热门技术，正在飞速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很快就会从世界先进水平的队伍中跌落下来，而且我们落后的将不仅仅是宇航技术本身，在与建立太空站有关的所有新兴科技领域，我们都将是一片空白；其二，二十九年的奋斗，使我们锻炼出了一支颇有攻坚能力的航天科技队伍，这些人大都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如果他们之中的相当数量的人或者无事可干，或者干与航天技术不大相干的工作，那是很令人担忧的。因为，一个科技队伍是要靠任务来团结的，没有任务的时间长了，队伍就会涣散；其三，新人、年轻人只有在不间断的任务中才能带起来。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我国现有的航天科技队伍与接班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个‘断层’，对于断层以后上来的年轻人，如果不通过完成新的任务把他们带出来，二十年后就会发现，我们的航天科技队伍不仅适应不了那个时期的需要，就连现在的水平也难以保持。”

　　摘自《光明日报》1985年11月29日02版，作者刘敬智

　　“任老，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一提起发展航天事业就有些怕，似乎它是个花钱没底的大口袋，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听了记者的问话，任教授笑了笑说：“不言而喻，搞航天事业是要花些钱的，但把航天事业比作花钱的洪水猛兽就不太公平了。其实，搞任何事业都一样，都得花点本钱。最近，有人作了一个统计：二十九年来，国家对航天事业投资的总和只相当于一个宝钢的一期工程，而航天事业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却是难以估量的。例如，首钢利用我国卫星提供的照片，在北京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找到了七个成矿预测区；山西大同电厂利用我国卫星照片发现新建工程恰好位于地层断裂带，于是马上搬迁，避免了几千万元投资的损失。又如国土普查，建国以来我国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用飞机测量了三十年还未完成，二十万分之一地图也只完成了大部分；林业部门花十五年时间、一千四百万元投资才用航测调查了全国林区。如果使用卫星技术，只需六十万元，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将上述任务全部完成。”

　　任新民教授最后告诉记者：“美国和法国曾进行过统计，用在卫星上的投资和产出的直接效益之比约为一比十，二次效益（即间接效益）之比为一比十四。如果我国在发展航天事业中进一步精打细算，那么我们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一定还会更大。”

　　摘自《光明日报》1985年11月29日02版，作者刘敬智

　　任老既是南理工的校友，又是学校的名誉教授，虽然最近几年常回学校，但每次回来都会感慨学校变化很大。生日寿宴过后，任老和老伴虞霜琴相扶着走在校园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学校的兵器馆和专业实验室，记者也就一路跟随着任老完成了这次采访。

　　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任老就坦言：“其实我没什么好写的，我一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事。”一股敬佩之情在记者心中油然而生：任老把一辈子的时间都献给了国家，成了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为人却如此低调。虞霜琴笑着告诉记者，老伴儿最怕抛头露面，领导接见的时候，别人往前挤，他却总往后靠。

　　摘自《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01；03版，作者郑晋鸣

　　文字整理|光明网记者 宋雅娟  制图|肖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