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人民日报社人民网以“我眼中的健康中国”为题,邀请大健康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畅谈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近日,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及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卢春玲接受人民网专访,向记者阐述了她眼中的健康中国。

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及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卢春玲

人民网记者: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原则之一就是健康优先,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足国情,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在战略上,《纲要》强调落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实现全民健康。对此,您是如何看待与评价的?

卢春玲主任:我感到这份纲要体现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健康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工程,其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卫生服务,到养生健身,从生活方式到环境治理、从食品药品的监管到科技创新等等,涉及到卫生、教育、食品、环境、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法律、信息等诸多部门。其提出的目标非常宏大,如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等等。大家知道,从今年开始,世界从千年发展目标时代迈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年代。时间段为15年,到2030年为止。联合国发布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旨在以综合方式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发展问题,其中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部分,各国政府纷纷提出今后15年在健康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作为指导今后15年中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我相信,随着这份纲要的提出,会有一系列政策法规方案出台,各种创新实践会非常令人期待。这份纲要如果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中国的健康事业将会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人民网记者:中国的医改致力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您看来,这一问题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共性”?

卢春玲主任: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国际大家庭的共性问题。看看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各个成员,无论是发达的OECD国家,还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金砖国家,还是世界上最穷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兄弟国家,都面临着这两个问题。

以美国来看,医疗是美国社会很纠结的话题。他们是世界上人均卫生支出最多的国家,但人均寿命在OECD国家是最低的。卫生体制存在着各种问题,百姓仍有很多不满意,比如医疗费用过高等。一个研究显示,在美国,破产家庭中50%是因为支付医疗费用。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做的比较好,但也存在医疗的供需矛盾, 看病需要等待时间较长,民众也会抱怨看病难。所以,无论贫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已经彻底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

我觉得,看病难、看病贵对世界各国都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随着各种措施和努力,有些国家会解决的比较好,这个问题会不断得到改善,但只要疾病存在,只要卫生服务仍然是一种商品,供求关系的矛盾就会存在,这个问题就很难彻底、一劳永逸地解决消灭。

人民网记者:在推行医改方面,您认为中国面临怎样特殊的国情,哪些措施是可以体现出“中国特色”的?

卢春玲主任:从国际经验看,医改能否成功,关键是政府政治意愿有多强,执行力有多迅速有效。就这方面来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保证我们的政策执行的长期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它可以迅速有力地在宏观上进行多部门通力合作,动员全国上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集中社会各种资源办大事、办好事。这是我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长处,也是我一直对中国医改成果比较乐观的原因。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保障下取得的。

从全球视角看各个国家的医改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在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体制问题,要经历很多周折。例如,美国关于老年人提供健保计划,想法产生于1930年大萧条之后,从1945年杜鲁门总统正式提出,经过肯尼迪总统的努力,再到约翰逊总统1965年批准生效,历时20年。这样的效率,受害者是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

而且有些方案,即使通过了、执行了,也可能因为党派的更迭而短命。比如说,奥巴马医改迄今为止已经六年,无论在理念、设计和技术等方面,都充满争议。美国大选后,医改是否能够继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被废除,而没有更好方案替代,那不仅是这个项目的失败,也是这个政治体制在促进全民健康方面的失败。

从中国新一轮的医改来看,自2009年开始,短期内达到医疗保险人均覆盖90%以上,这就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巨大成就,也充分显示了中国雄厚的政治体制方面的优势。当然,不可否认,在前进的路途中,还有许多问题不断涌现,中国的医改如同中国的发展一样,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政府方面强烈的意愿和投资,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人民网记者:新医改推行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药品加成,促进分级诊疗,实现基本医保全覆盖,进而推行大病医保,放开医生多点执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等,您认为这其中有哪些亮点?

卢春玲主任:应该说这些都是亮点,比如大病医保,要实现健康中国的纲要规划中提出的健康公平目标,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降低由疾病导致的灾难性支出。研究显示,大病医保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从相关研究来看,中国家庭灾难性支出的比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有上升的趋势,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对大病医保的效果进行追踪研究,看它是否对降低中国家庭灾难性支出的比例有显著作用。

另一个方面, 一个好的政策产生以后,并不能自动保证得到有效的执行,需要强有力监管和科学评估,需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修改对策,并及时评估对策的作用。比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在落实的过程中,具体问题是怎么参与,参与到那些领域,参与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都不是靠发一两个文件就可以解决的,政府监管角色应该制度化、长期化。我感到高兴的是,中国的反腐败不断深入,会为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比较良好的行政环境。

而且,这些措施的出台,还需要配套措施。例如,取消药品加成,可以降低医疗费用,缓解看病贵的问题,但同时,公立医院如果仍然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那这块利润从何处补上?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数据,在一些医院,医药虽然分开了,药价下来了,但体检费用却上升了。政府是否应继续在医务人员待遇上加大投入呢?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推动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行体制改革,促其减少浪费,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人民网记者:目前国内健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人们需求却不断增长。您认为,在卫生服务可及性(可获得性与公平性)方面,国外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卢春玲主任:从国际经验来看,我想,首先是社会对卫生服务的属性达成共识。这个目标明确了,相关的决策就有了基础。回顾西方国家现代卫生制度发展历史,对卫生服务的属性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争论的过程。随着大量的科学研究,一个共识是:卫生服务的内容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商品”,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而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在为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共商品”上的主导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医改的方向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基本思路。

既然卫生服务是一种社会商品,那么政府在卫生体系的主要角色就应该体现出来。从国际经验来看,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卫生体系,卫生支出应最少占政府总支出的15%。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几年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在2014年是234美元,低于同地区国家的平均值。这种投入规模与纲要提出要实现的目标是不相称的。

政府的意愿和加大对卫生投入是医改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把卫生服务、健康生活方式的观念等送到千家万户,需要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服务体系。在这一点,我们历史上有不少好的经验,例如,赤脚医生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就是一个行之有效传递途径。这个经验现在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贫困国家已经是遍地开花, 而且内容更加丰富。例如,印度在训练贫困乡村地区青年成为社区卫生工作人员时,将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纳入教程。卢旺达的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在走家串户时,同时宣传健康饮食,并在乡镇卫生所设立示范厨房和菜园,等等。通过在贫困地区大力推广社区工作者,我们可以将教育、卫生和就业综合起来,将医疗卫生服务纳入社区管理,成为贫困地区基层建设的切入点,并可以缓解当地的青年就业。从卫生服务传递路径上来说,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的“人找服务(病人找医生)”的方式,而形成“服务到人”的新的管理理念,以保证贫困弱势群体获得应有的服务。

卢春玲谈“我眼中的健康中国”:中国健康事业将出现史无前例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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