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人民日报社人民网以“我眼中的健康中国”为题，邀请大健康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畅谈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近日，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及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卢春玲接受人民网专访，向记者阐述了她眼中的健康中国。

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及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卢春玲

人民网记者：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原则之一就是健康优先，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足国情，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在战略上，《纲要》强调落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实现全民健康。对此，您是如何看待与评价的？

卢春玲主任：我感到这份纲要体现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健康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工程，其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卫生服务，到养生健身，从生活方式到环境治理、从食品药品的监管到科技创新等等，涉及到卫生、教育、食品、环境、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法律、信息等诸多部门。其提出的目标非常宏大，如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等等。大家知道，从今年开始，世界从千年发展目标时代迈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年代。时间段为１５年，到2030年为止。联合国发布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旨在以综合方式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发展问题，其中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部分，各国政府纷纷提出今后15年在健康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作为指导今后１５年中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我相信，随着这份纲要的提出，会有一系列政策法规方案出台，各种创新实践会非常令人期待。这份纲要如果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中国的健康事业将会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人民网记者：中国的医改致力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您看来，这一问题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共性”？

卢春玲主任：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国际大家庭的共性问题。看看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各个成员，无论是发达的OECD国家，还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金砖国家，还是世界上最穷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兄弟国家，都面临着这两个问题。

以美国来看，医疗是美国社会很纠结的话题。他们是世界上人均卫生支出最多的国家，但人均寿命在OECD国家是最低的。卫生体制存在着各种问题，百姓仍有很多不满意，比如医疗费用过高等。一个研究显示，在美国，破产家庭中50%是因为支付医疗费用。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做的比较好，但也存在医疗的供需矛盾， 看病需要等待时间较长，民众也会抱怨看病难。所以，无论贫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已经彻底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

我觉得，看病难、看病贵对世界各国都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随着各种措施和努力，有些国家会解决的比较好，这个问题会不断得到改善，但只要疾病存在，只要卫生服务仍然是一种商品，供求关系的矛盾就会存在，这个问题就很难彻底、一劳永逸地解决消灭。

人民网记者：在推行医改方面，您认为中国面临怎样特殊的国情，哪些措施是可以体现出“中国特色”的？

卢春玲主任：从国际经验看，医改能否成功，关键是政府政治意愿有多强，执行力有多迅速有效。就这方面来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保证我们的政策执行的长期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它可以迅速有力地在宏观上进行多部门通力合作，动员全国上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集中社会各种资源办大事、办好事。这是我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长处，也是我一直对中国医改成果比较乐观的原因。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保障下取得的。

从全球视角看各个国家的医改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在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体制问题，要经历很多周折。例如，美国关于老年人提供健保计划，想法产生于1930年大萧条之后，从1945年杜鲁门总统正式提出，经过肯尼迪总统的努力，再到约翰逊总统1965年批准生效，历时20年。这样的效率，受害者是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

而且有些方案，即使通过了、执行了，也可能因为党派的更迭而短命。比如说，奥巴马医改迄今为止已经六年，无论在理念、设计和技术等方面，都充满争议。美国大选后，医改是否能够继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被废除，而没有更好方案替代，那不仅是这个项目的失败，也是这个政治体制在促进全民健康方面的失败。

从中国新一轮的医改来看，自2009年开始，短期内达到医疗保险人均覆盖90%以上，这就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巨大成就，也充分显示了中国雄厚的政治体制方面的优势。当然，不可否认，在前进的路途中，还有许多问题不断涌现，中国的医改如同中国的发展一样，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政府方面强烈的意愿和投资，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人民网记者：新医改推行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药品加成，促进分级诊疗，实现基本医保全覆盖，进而推行大病医保，放开医生多点执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等，您认为这其中有哪些亮点？

卢春玲主任：应该说这些都是亮点，比如大病医保，要实现健康中国的纲要规划中提出的健康公平目标，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降低由疾病导致的灾难性支出。研究显示，大病医保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从相关研究来看，中国家庭灾难性支出的比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有上升的趋势，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对大病医保的效果进行追踪研究，看它是否对降低中国家庭灾难性支出的比例有显著作用。

另一个方面， 一个好的政策产生以后，并不能自动保证得到有效的执行，需要强有力监管和科学评估，需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修改对策，并及时评估对策的作用。比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在落实的过程中，具体问题是怎么参与，参与到那些领域，参与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都不是靠发一两个文件就可以解决的，政府监管角色应该制度化、长期化。我感到高兴的是，中国的反腐败不断深入，会为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比较良好的行政环境。

而且，这些措施的出台，还需要配套措施。例如，取消药品加成，可以降低医疗费用，缓解看病贵的问题，但同时，公立医院如果仍然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那这块利润从何处补上？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数据，在一些医院，医药虽然分开了，药价下来了，但体检费用却上升了。政府是否应继续在医务人员待遇上加大投入呢？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推动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行体制改革，促其减少浪费，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人民网记者：目前国内健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人们需求却不断增长。您认为，在卫生服务可及性（可获得性与公平性）方面，国外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卢春玲主任：从国际经验来看，我想，首先是社会对卫生服务的属性达成共识。这个目标明确了，相关的决策就有了基础。回顾西方国家现代卫生制度发展历史，对卫生服务的属性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争论的过程。随着大量的科学研究，一个共识是：卫生服务的内容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商品”，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而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在为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共商品”上的主导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医改的方向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基本思路。

既然卫生服务是一种社会商品，那么政府在卫生体系的主要角色就应该体现出来。从国际经验来看，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卫生体系，卫生支出应最少占政府总支出的15%。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几年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在2014年是234美元，低于同地区国家的平均值。这种投入规模与纲要提出要实现的目标是不相称的。

政府的意愿和加大对卫生投入是医改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把卫生服务、健康生活方式的观念等送到千家万户，需要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服务体系。在这一点，我们历史上有不少好的经验，例如，赤脚医生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就是一个行之有效传递途径。这个经验现在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贫困国家已经是遍地开花， 而且内容更加丰富。例如，印度在训练贫困乡村地区青年成为社区卫生工作人员时，将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纳入教程。卢旺达的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在走家串户时，同时宣传健康饮食，并在乡镇卫生所设立示范厨房和菜园，等等。通过在贫困地区大力推广社区工作者，我们可以将教育、卫生和就业综合起来，将医疗卫生服务纳入社区管理，成为贫困地区基层建设的切入点，并可以缓解当地的青年就业。从卫生服务传递路径上来说，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的“人找服务（病人找医生）”的方式，而形成“服务到人”的新的管理理念，以保证贫困弱势群体获得应有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