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拉萨7月2日电 晚上九点多，早该落山的夕阳仍在犹疑，余晖照得唐古拉山龙匣宰陇巴冰川熠熠生辉。对面营地里，徐柏青端详着这座冰川。近几日，龙匣宰陇巴是他们科考队的研究对象。队员们在这座冰川钻取冰芯，破译其中的生态环境密码。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柏青，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江湖源综合科考协调组组长、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队长。冰川科考队现在驻扎的这座唐古拉营地，海拔5150米。工作之余，徐柏青和夜宿营地的新华社记者漫谈科考经历，分享人生感悟。

海拔7000多米处，帐篷被大风撕成一条一条……

唐古拉营地的海拔比珠峰大本营略低一些。高寒缺氧，气候恶劣，条件艰苦——这些对一个每年野外工作两个月的冰川学家来说，早已司空见惯。

“这里不算高。考察希夏邦马达索普冰川、慕士塔格冰川时，我们曾经在海拔7000多米处的冰芯钻取点扎营。”徐柏青说，“帐篷会被大风撕成一条一条的，那是常事……”

野外作业有时还会遇到野兽。在唐古拉冬克马底冰川，科考队营地两次被棕熊袭击——棕熊把营地搞得一片狼藉、几成废墟。有一年，在双湖县附近冰川作业时，一群狼深夜对着营地嚎叫，像是在警示科考队不要侵犯它们的领地。

冰川上的天说变就变。遇到极端恶劣天气时，暴风雪、低温、迷路……无不威胁着考察队员的健康和生命。有人被冻伤导致双腿截肢；有人在风雪中找营地找了一宿，天亮才发现，原来整夜都围着营地打转；还有人在考察途中掉入冰裂缝遇险。

如今，科考的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但后勤保障越来越好了。徐柏青回忆，2000年是个分水岭。此前，各种物资比较匮乏，专业装备根本谈不上，有钱也买不到。

“大概是在2000年那会儿，我们有个很深的感受：突然可以吃饱饭了，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装备也能保障了。” 徐柏青说，“这也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深冰芯钻探装置，需要一颗“中国心”

中国是冰川大国，地球“第三极”的主体——青藏高原就在中国。徐柏青介绍，在山地冰川研究领域，我国是领先的，有强大的研究团队。但是，当前最大的短板是我们没有自主研发的深冰芯钻探设备。

“我们没有研发冰芯钻探装置的专门团队。”徐柏青说，“目前使用的简易高山钻是我们自己设计制作的，在青藏高原进行冰芯钻探基本够用。但是，要在西昆仑地区古里雅冰川钻出300多米的冰芯，一般要借助国际合作才能完成。”

古里雅冰川是已知的青藏高原上最厚的冰川。而世界上最古老的冰川在南极，那些已有一百多万岁的冰川，厚度达3000多米。

“南极是冰川研究的国际竞争舞台，深冰芯钻探技术也绝非一般的商业化技术，我们国家的技术应该争取占据领先地位。”徐柏青说。

徐柏青说，做一套复杂的钻探系统，需要化学、物理、机械等多学科团队协同作战。

“必须有工程师来跟科学家合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立冰芯学科以来，没有哪一次的突破，不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取得的。”徐柏青说。

“只做自己最热爱的事”

徐柏青从事冰川研究已有22年。1995年，徐柏青获得岩石学专业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却报考了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转专业其实很偶然，只是因为我听了一场秦大河老师横穿南极的报告会。”徐柏青说，“当时，我立刻对冰川和极地产生了兴趣。1995年，我就开始正式接触冰川研究了。”

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就意味着要与冰雪为伴，可徐柏青不觉得苦：“野外科考，在外人看来或许很苦，我却觉得‘上瘾’。每次登上高原冰川做研究，回去之后都觉得不满足。”

“前方是一座座科学的高峰，一开始会让你心生惧意，但你最心心念念的一定是登顶。你甚至会觉得，没有经历过艰险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渐渐地，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再偏激，会变得越来越淡泊和豁达。”徐柏青说。

在徐柏青看来，任何事情，只要喜欢，就值得一往无前：“开始也许觉得很艰难，但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就觉得未知领域更多，就想要千方百计找到答案。这个过程本身，就让你着迷。”

对青藏高原的科考也是如此。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不但是“亚洲水塔”，也是气候启动区，对我国乃至北半球气候环境的变化至关重要，有许多奥秘值得探究。破译冰川这本“无字天书”，就是其中重要一环。这让徐柏青深陷其中，乐此不疲。“我和冰川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感觉还没够。”他说。

“选择一个科学专业，是因为兴趣。既然选择了，就无怨无悔，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徐柏青笑道，“其实，科研人员都是‘自私’的，他们只做自己最热爱的事。”（记者 吕诺 王沁鸥 薛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