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的数学家，似乎前世已和数学私订姻缘。在今世，彼此会在不经意间邂逅重逢相识相惜，再也无法分离。杨乐作为我国著名的基础数学家，他与数学的邂逅是在初中二年级。

回忆起求学经历，杨乐说，他在小学时还懵懵懂懂，虽然数学成绩不错，但是对数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爱好，更不理解学了之后将来有何用处。

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代数课和平面几何课两门新课程，这让杨乐逐渐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平面几何的推理非常严谨，每一步都要严格地说它是按照什么原因可以推到下一步，所以我上课时很用心地听。实际上，中学教课的内容很少，如果你上课很用心听，当堂就能掌握得很好，老师留了几道题当作业，我通常趁着课间休息时就做完了。那么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找一些课外的数学书来看，或者做一些习题。”

中学生时的“心头一热”，并未使年轻的杨乐立志当个数学家，但他在心中已暗暗立下志向，一定想办法更加接近数学。

“当时也知道中国科学院里有数学研究所，就这样对数学越来越热爱之后，我好像觉得自己也可以搞一辈子数学，以后争取能够进入那里。”杨乐先生说，高中一年级时，他还在发的新书封面上写上“中科”两个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以后能够进入数学研究所。当然那时因为还是中学生，不好意思公开写上自己以后想进入中国科学院，怕被别的同学讥笑，所以就写了‘中科’两个字，别的同学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杨乐描述他曾经的梦想时，不禁笑了。

1956年，杨乐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当时的年代，机械、动力、电机等工科专业是最时髦的，但他仍然选择了数学专业。直到1962年，曾经在高中课本上偷偷写下“中科”两字的杨乐，终于迈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从此与数学“情定终身”。

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杨乐住在中关村，当整个楼里的人都跑出去搭地震棚时，只有他一个人在楼里继续忘我地做研究。他对数学的爱不是一时的热情，因为研究数学是个艰苦的过程，而要成为一名数学家更需要漫长的坚持和不断地创新。同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院的良好学术环境和许多高水平的学者，在杨乐早期的研究工作中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他的同事陆启铿先生。

杨乐是这样评价陆启铿先生的：“他是一个毅力很强的人，他的成绩大家都看得到。我跟陆启铿认识很早，1959年他到北大去上课，我从那时候就跟他比较熟悉了。到了1962年，我们到数学所以后，正好跟他在一个研究室。他带给人的感受就是，要想数学方面做出一些成就，必须持之以恒。陆启铿就是靠长年累月的坚持，所以在数学界他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典范。”

在杨乐看来，如果一个人想在短期内就能够取得多大成果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做长时间艰苦努力的准备。

杨乐主要研究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他与张广厚先生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他们首次发现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联系，为国际数学界所瞩目，并被命名为“杨—张定理”或“杨—张不等式”。他们还对亚纯函数“奇异方向”的分布规律进行了完整描述。

在杨乐心里，他一直感恩着他的导师——熊庆来。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他带过许多优秀的学生，比如钱三强、华罗庚、严济慈、赵九章等等。上个世纪60年代，70多岁的熊庆来抱病指导杨乐和张广厚从事函数值分布研究。

杨乐回忆，“比如研究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拿去问一个70多岁的人，只有自己冥思苦想。但是熊先生有一个特点，他说我虽然不能给你们多少具体的帮助，但是他过去对函数值分布论，对怎么进入这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里最主要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他就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自己说叫老马识途。”

杨乐又解释说：“因为什么呢？函数值分布论是一个很经典的领域，从1880年开始到1945年，60多年中，函数值分布论一直在数学中间起主导作用。熊庆来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到法国学习，又在1932到1934年期间做了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所以他对法国值分布论的发展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说的老马识途，很确实。”

最后，杨乐又谈到中国的数学研究与国际一流水准还有差距。他认为，西方自牛顿时期就开始积累良好的学术传统，而中国当代数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与西方相比晚了几百年，要在国内创造更加优秀的学术环境，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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