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中国面前最大的问题是,13.7亿人究竟怎样走上现代化道路,这可看作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转型实验。中国社会学也应该在应对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转型的实践中创建一流的社会学学科。
如今当人们听到“社会学”三个字时,已经不会再对它有莫明、生疏的感觉。尽管它依旧是一个成长中的专业,但从早期的舶来品阶段到如今的学习实践阶段,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摸索中,中国社会学正在逐步探索创建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如何提高水平?面临的最大考验是什么?社会学学科应该如何根据社会需求进行调整?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具备创建一流学科的条件
《中国科学报》:在“双一流”的大背景下,社会学该如何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李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复建,第一阶段学习的是欧美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第二阶段,面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自身特征,国内学者开始思考社会学学科创新的问题。
创新的前提条件是了解全世界社会学家的理论与方法贡献,具备足够的基础知识、方法,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创新。这一条件中国的社会学已经具备了。如今,摆在中国面前最大的问题是,13.7亿人究竟怎样走上现代化道路,这可看作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转型实验。然而,在前一阶段学习研究中,一些人习惯于按欧美框架解释中国社会,其结果是常常发现解释不通,简单地照抄照搬显然不行,不能忽视中华文明自身的特殊性。实际上,从社会学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者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当年欧美社会学在应对和解决欧美现代化转型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中实现了高水平。今天,中国社会学也应该在应对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转型的实践中创建一流的社会学学科。
《中国科学报》:具体地说,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又面临哪些问题呢?
李强:探索13.7亿人的社会现代化转型,是一项重大的创新工程。尽管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背后究竟要完成哪些任务还并不十分清晰。社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设社会的工程,那么,我国目前社会建设的状况如何呢?社会学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机制,我国的特点是政府力量十分强大,这也是我国的一个突出优势,政府总体运作资源的能力强、效率高。但是,三大机制需要协调与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在三者关系中,社会的力量最为弱小,社会自治能力明显不足。社会发展的滞后一方面使得政府疲于应对各种群体事件、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严重约束了市场改革的推进。而社会机制的建设又没有现成的模式,我国市场机制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了国际上先进的市场经营模式,而社会机制源于亿万老百姓的生活习惯,需要从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找根基,需要全体老百姓的参与,需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这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受学科目录的限制
《中国科学报》:社会学学科建设遇到了哪些人才培养上的障碍呢?
李强:社会学学科恢复得较晚,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中,经济学走向应用和部门化的道路比较成功,分为金融、货币、会计、贸易、财政、产业经济等科目,而社会学在第一阶段培养的基础人才较多,但给社会提供了怎样的服务,不禁让人打问号——尽管社会学已生长出“社会工作”这一分支,但是与经济学相比培养的应用队伍比较窄小。
中国社会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需要创新,我感到两类人才特别缺乏,一类是社会管理、社会政策人才,诸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就业与失业、养老等方面管理的人才;另一类是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技术型、操作性人才,我国目前有社会工作,但是职业接轨还很窄小,没有能够适应多种社会需求。
《中国科学报》:人才培养模式陈旧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李强: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社会学一度中断,复建后还需要逐步开拓,到目前为止社会学的学科点还很少,学术刊物也极少。经济学的专业学术刊物有数百种,而社会学专业学术刊物也就不到十种。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是专业化、精细化不够,学科名称容易被泛化。比如,用人单位希望招聘社会调查的人才,但由于学科目录中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存在,让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无的放矢。深入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应该是社会学创新的一个思路。当然,创新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学科目录是由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没有权力去更改。
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目录作过一次调整。这次调整后,社会学有较大拓展,目前社会学包含了七个学科方向: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这样的调整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研究生培养目录,不是本科生培养目录。
如何与职业接轨
《中国科学报》: 您提到社会学要与职业接轨,应该如何操作?
李强:上面说了社会学的学科调整还没有做到本科阶段,本科生、专科生的职业接轨更为重要。应根据社会需求拓展本科生职业接轨的专业,比如社会调查、社区营造、社会规划、社会评估等都是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仅以“社区营造”为例:近年来我国城乡社区变迁极为巨大,老社区遇到了诸多新问题,而新生社区又比比皆是,社区生活中的不协调、不配套、不方便问题很多。这些单靠居委会、街道解决不了,需要专业人才。社会学历来擅长于社区专业知识,所以,培养“社区营造师”“社区规划师”应该是社会急需的。这样的人才不是传统的城市规划人才,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画图,而在于如何解决人群的需求,从而解决社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目前这类人才培养缺失,由此引发的社区问题屡见不鲜。
此外,证书制尚未打通。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当律师,需要考律师证;经济学毕业生将来当会计师,需要考会计证书。社会学在基础知识、方法训练上已不成问题,但在与职业接轨的道路上依旧不顺畅。目前仅有社会工作一支有相关证书,在这方面还需要大力呼吁。
《中国科学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相应的配套改革要进行?
李强: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基本上还是以欧美体系为基本框架,现今的师资队伍也局限于此,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需求应对不够。社会学人才的知识结构需要顶层设计,建立一支新结构的教师队伍需要时间。相对来说,社会调查可以更快开设起来,因为讲授社会学课程的有专门的开设调查方法的教师。而社会评估、社区营造、社区规划的师资相对来说更难一些,还需要作国内外各种知识的学习和调整。
此外,如果开设社会评估专业,还得先有立法,我国有“环境影响评价法”,还没有社会影响评价的法律法规,而实际上众多工程项目引发的拆迁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缺少法律的保障,是导致很多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工作无法开展下去的重要因素,必须予以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