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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科研人员作出好的研究提供保障，推动科研创新。我们既要关注经费使用的过程，也要关注经费使用的结果。

“封账”，几乎是每一位年底负责项目报销事宜的科研人员最怕听到的词汇。这两个字如同紧箍咒一样，令他们在每年年底忙碌不堪——每每项目资金下半年才到手，年底前必须“花完”。不过，今后科研人员们不用担心这个词了。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经费各子项支出比例、开支范围、科目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措施，例如简化预算编制科目，下放调剂权限，对一些科目合并“同类项”等，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就《意见》的细则及有关部门的解读而言，此次改革有不少亮点令科研人员们欣慰，而《意见》之外，科研工作者们也在呼唤其他的改变可能。

现状：“各种不合理的规定”

臧玉峰是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脑疾病研究中心副主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因为这些财务方面的事情确实比较烦琐，许多科研团队中还有一名成员在科研之外主要负责这部分工作，有的是工作人员，有的则是老师所带的研究生。而臧玉峰团队中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工作人员，是科研助理王宏潇。

“其实，我们组里人员不多，本来行政事务应该很少的，但是由于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我需要抽出大部分的时间来做这些。”在采访中，王宏潇表达了对科研经费管理“过细过死”的埋怨。最近，她正在办理一份出国的申请，以她过去的经验估计，即使一路顺利的话，办下来也需要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一个出国申请的手续，前前后后大致要填30份表格，到各个有关部门盖章，包括学校、市政府、市财政、市外办等。”王宏潇说。

不过，顺利跑完申请流程，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成行。她说，按规定，每年年末项目组需要预报下一年的出国计划，而在去年，他们计划要参加6月在火奴鲁鲁举办的国际脑成像学会科学年会，此前也已经成功预报。

“去年3、4月，我们收到会议主办方发来的邀请函，从学校申请开始办起，前前后后跑盖章用了快两个月，结果到最后，在杭州市外办处那儿被打了回来，理由是国家有规定，不可以去火奴鲁鲁开会。”王宏潇无奈地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会议注册费、摘要费等相关费用都已经付了。而成员们前期也花了功夫，因为很多会议都是要先注册、投稿之后才能拿到邀请函的。”

在这样一句“规定说不能去”面前，科研团队已经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统统白费。说到这里，王宏潇叹道：“说起来就一肚子火。”她的疑惑在于，不让去特定地点开会也不是不行，但为什么不提前告知申请者。

“为什么我们年前报计划的时候不说不行，办理这件事花了两个月，其间也到市政府、市财政等部门盖章，都没人说不行！”王宏潇问道。

流程冗长、信息不公开，除此之外，现行的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中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教条主义。

“有些规定确实太过教条了，应当改一改。”臧玉峰告诉记者，有次开会他了解到，一趟从大连到广州的行程，由于出差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等级选择出行方式，在明明打折机票比火车票便宜也更为迅速的情况下，有学校的参会人员不得不乘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往返。这和购买机票必须以支票形式到特定地点购买的规定类似，在明明有便利条件的当下显得极不合情理。

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的博士生小米去年和几所北京高校的老师们一同外出开会，被各种手续折磨得十分崩溃。

她忍不住向记者吐槽：“有学校有规定，出国开会必须3天内回来，也就是说，不管那会儿会议有没有结束你都必须回来，多一天都不能报销交通费。”在帮老师们一起订机票时，小米还要考虑有学校对于出入境时间的限制，把时差和飞行时间计算在内，费了不少脑细胞。

符合实际需求的“松绑＋激励”

如同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在采访中，几乎每一位受访的科研人员都向记者抱怨了“封账”这个紧箍咒，无论是京内高校还是京外的科研院所，无论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还是地方市属高校，均没有例外。

有些人抱怨的是“封账”给自己带来的心理负担，令自己和团队都手忙脚乱，有人则实实在在地为“封账”付出了代价。比如前几日在网络上传播得范围很广的一则热帖，作者是某高校青年教师，邀请一位国外学者来访，办理从邀请到机票等事宜过程极其复杂，令他头痛不已。

北京某高校的一位教师也向记者表示，他去年12月一趟远赴澳洲的国际会议不仅遭遇了复杂的流程，如必须支票购买机票等，最终也因为回来没赶得上“封账”的最后期限而无法报销，只得自行支付。

而这次，《意见》指出，科研项目实施期间，年度剩余资金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当年的钱花不完不用收回。“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后，结余资金按规定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在两年内可以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两年后未使用完的，按规定收回。”

破除了“封账”问题，这样的改变显然受到科研人员的欢迎。例如，臧玉峰就向记者表示：“这样的改革挺好的，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而《意见》中最大的改革亮点，在王宏潇看来，在于劳务费不限制比例。

“在大部分科研团队中，最缺的就是劳务费了。”她说，“以前常见的问题是，一个手上有很多经费的项目负责人也没有钱招人。”

王宏潇表示，如今，招一名硕士生全职进入团队，在高校里已经属于最低学历要求了，但是待遇却跟不上，劳务费不得超过项目经费的15%的限制成为招人的瓶颈。

“尤其是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社会上企业给他们开出的薪资水平在那里摆着，别人一年给15万元，我们可能只能给到8万元”。

“因此，之前对劳务费所作的15%比例设限非常不合理。取消这项规定是《意见》的最大亮点。”她说。

思考：放、收之间如何平衡

可以说，在《意见》中，除了上文提及的一些亮点外，对于采访对象们所反映的手续烦琐、流程复杂等问题，“下放差旅会议费管理权限，给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大自主权”的规定可以说是一种回应，但并没有完全满足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改革的需求。

而说到报账烦琐、科研人员被逼成“会计”的现象，《意见》提出，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健全科研财务助理制度，为科研人员在项目预算编制和调剂、经费支出、财务决算和验收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希望可以把科研人员从烦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对此，受访者有不同的看法。

“这样做的确可以释放科研人员的精力，让他们更专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去。”小米说。

而王宏潇则表示：“所谓财务助理要做的事情不止是拿着发票去报销那么简单，还需要到各个部门各个领导那里挨个签字盖章。在这方面，更需要的改革是简化流程。”

下放权力、简化流程是绝大部分科研工作人员的心声，但从经费拨付者的角度看，一味下放权力显然并不可取。

他提到，如今，有部分科研人员把做项目等同于“赚钱”，也确实存在一些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漏洞被“钻空子”，有些经费可能真的没有用于科研，这也是此次《意见》在修改僵化条款之外想要解决的问题。

“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管得‘过细过死’不行，而仅有权力下放，则容易导致经费滥用，也不可取。”侯定凯表示，目前颁布的《意见》中还看不到关于权力下放后的监管和问责规定，要看之后会否有后续的政策托底。

当然，在讨论任何一项制度时，都不能脱离对制定该制度初衷的讨论。对于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而言，用好经费应该是其最终目的。

“关于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科研人员作出好的研究提供保障，推动科研创新。因此，我们既要关注经费使用的过程，也要关注经费使用的结果。”侯定凯提醒道，过去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侧重对经费使用过程的控制，但缺乏与科研成果鉴定的联动，而财务层面的审计显然无法完成后者。

“改革不能走极端，监管也不能滞后，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制度保证科研人员真正有效地用好经费，真正服务于研究。”他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