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国外大科学装置长期工作过的崔向群告诉记者，国外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经费中包括10%—50%的人员经费，人员管理机制也相对灵活，有课题时就拿出人员经费聘用科学家入驻科研，课题完成了仅保留少量的人员维持运转。但是，国内的大科学装置往往是只管建，不管聘人。

“现在在LAMOST工作的科研人员有60多人，从事运行、观测、数据分析等工作，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没有编制。没有编制，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人没有工资来源。”崔向群说，这样一来大家就必须腾出一部分精力到外面争取横向科研项目（企事业合作单位提供经费的科研项目）来发工资。“这不但影响科研人员正常的科研工作，同时对于基础研究人员来说，争取横向科研项目也较为困难。”

“不仅LAMOST有这样的情况，大科学装置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崔向群说，更让她担忧的是，由此造成科研队伍不稳定，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科研工作的本质是高强度、高水平的人类脑力活动。即便再重大、再先进的科研装置，缺少了具体人员的设置、操作、维护乃至后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就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尽管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崔向群院士仍感到担忧，因为国外研究在步步紧追。“LAMOST做出来后在国际上有很大反响，欧美开始纷纷跟踪。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十多个建设光纤光谱望远镜的计划，它们的思路与LAMOST一样，都是往大规模的光纤光谱方向发展，但是有的光纤数将超过LAMOST。例如，美国在2020年将完成5000根光纤的光谱巡天望远镜，日本口径8米的望远镜也开始试观测。虽然我们现在获得天体的光谱数是世界第一，但5年左右就可能被超越。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尽快再向前迈步，不能在原地踏步。”

崔向群团队对下一步的中国光学天文的建议是在LAMOST掌握了极大望远镜技术的基础上，尽快建设中国急需的大型精测光学望远镜。然而，这个想法提出来后，没被通过。“主管部门有压力，他们认为，LAMOST才做出来，还没有出什么重大科学成果，怎么能又花费几十亿元去建设新的装置？”

崔向群说，这种想法他们非常理解，毕竟国家的资金也很有限，很多地方都需要钱。但基础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需要长期积累、坚持不懈，产出成果的周期也较长，成果的作用也并不是立马就可以显现的。比如，此次美国发现引力波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几十年间投入上百亿元人民币，直到3年前还没有产生任何重大意义的成果，而去年就有了震惊全世界的发现。国际经验一再证明，用重大科学装置换取重大成果的产出，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有前瞻和持续的项目和经费支持。

在一片怀疑声中，崔向群带着团队全身心投入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她说：“王绶琯先生曾说‘斗智不斗财’。钱少，逼着我们想出了一种新型的主动光学方法。”2008年10月16日，LAMOST成功那一刻，崔向群向世界证明这种新型主动光学方法是可行的：薄变形镜面和拼接镜面相结合的主动光学方法，成功实现了六角形变形子镜和在一个光学系统中同时采用两块大口径的拼接镜面。

这种新方法不仅使LAMOST这种非传统光学系统成为现实，也将我国望远镜研制水平推进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前沿”。主动光学发明人、欧洲南方天文台专家威尔森评价：“LAMOST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科技界的胜利，也是整个国际天文界的胜利。”

“一些人总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认为我们的技术和外国的差距很大，只要跟着国外做就可以了，自己做的肯定不行。比如，我国自主研制的望远镜稍微出点问题，他们就会立刻说看来还是不行。其实，国外的望远镜也会经常出问题，也需要不断维护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