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里河一家小酒馆有位白发常客。他每每由护工推轮椅而来，喝上瓶啤酒，放下２０块钱，摆摆手“不找零了”，带着一脸满足的笑容离去。

店家和街坊们都看着这位老者眼熟。然而，很少人知道他非同寻常的传奇一生。

他就是中国潜艇核动力之父、核电事业“垦荒牛”、８６岁的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彭湃之子彭士禄。

“这一生，干了两件事”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老开门见山。

１９５８年，中国打算启动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前苏联以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援助。毛主席豪迈地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士禄和同事们深受鼓舞。

１９６５年，核潜艇项目正式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老告别妻儿，只身入川，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１９７０年，由他领军建造的１∶１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９９％。１９７１年，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如蛟龙入海。

在粮食不够、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仅用了６年，中国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５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上世纪６０年代末，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当起了开垦核电的“老黄牛”。

“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老说。

他带领４０多人与上海７２８院的同志会合，开展秦山压水堆３０万千瓦方案设计，确定主参数、系统配置等工作。他力主搞压水堆，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时任总指挥的彭士禄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他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及自主设计、建造两台６０万千瓦机组的方案，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投资等，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此期间彭老有三大贡献：一是选点；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三是亲自计算主参数。他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秦山二期首任总经理于洪福说。

“彭拍板”的“三张牌”

“有人叫我‘彭拍板’‘彭大胆’。我的体会是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有一条我每次都讲清楚，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搞不成，责任在我

彭老说，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解决。时间就是生命，效益就是财富。有些问题定下来，让实践检验，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得多。

然而，大胆拍板是需要底气的。彭老无畏，因为他手里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数据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上世纪６０年代搞核潜艇时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了自己的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彭老说。

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对彭老很是佩服：搞核电，他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亲自计算主要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亲自挂帅。

第二张是“简单牌”。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这是彭老的座右铭。他善于把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经济问题作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被彭老戏称为“懒汉牌”。彭老善于发动大家，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

“他善于培养年轻人。他总说世界变化很快，新技术发展更快，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说，跟着彭老干活很痛快。

人们说，彭老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百家衣　百家饭　百家姓

彭湃，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和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他出身富贵，却毅然烧田契干革命，献出生命在所不辞。

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彭士禄的人生注定澎湃激昂。

“我３岁母亲牺牲，４岁父亲就义，奶奶背着我东逃西藏。不久，我被转移到潮州一带，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姓百家姓。我有２０多个‘爸妈’，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

“逢年过节有点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彭老低缓地讲起自己当“小萝卜”的故事——

那时，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称他的母亲“姑妈”。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６日的早晨，由于叛徒出卖，我和“姑妈”被捕。８岁的我成了小囚犯，关在潮安县女牢房。国民党报纸大登“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在那里，我还见到了抚养过我的“山顶阿妈”。两位妈妈忍受着残酷的审讯，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我跟着一位“婶娘”乞讨度日，什么苦都吃过。后来祖母从报纸上知道我的下落，１９３６年把我带到香港。１２岁时我才读了两年书，勤奋之状就不用说了。受到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我横下一条心，与堂弟从香港奔向惠阳平山，参加抗日游击队，以图救国、救家、救百姓。

１９４０年底，历经磨难的“红孩儿”被送抵延安。开荒、种地、纺线、争分夺秒地学习。

“坎坷童年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的爱抚，给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虽然我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彭老深情地说。

“‘憾事’：‘夫人’太多”

“要说遗憾之事，就是‘夫人’太多，共有３个：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莎（妻子马淑英）。”彭老的幽默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他还不罢休，接着“爆料”：自己在家里“没地位”。当家的是小玛莎，然后依次是女儿、外孙、保姆、女婿，自己是老六。说话时，老人家眼角嘴角堆起幸福的皱纹。

“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非‘晋升’不可。为了和睦，只好提为第二，才算平息。来世能否当第一夫人？很难说。”他说。

彭夫人深知，尽管几十年风雨相伴，事业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

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将全部心血和赤诚献给了核动力事业。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核潜艇搞成了，要出海实验。身为总设计师的他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他对我说，放心，这一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哭。”彭夫人说。

在老伴心里，彭老又是一条大河。虽不善言辞，但从在苏联读书相遇起，他就像老大哥一样处处让着自己。谁又能说，那不是爱？

“他心里依旧燃烧着一团火，心爱的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家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