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鸣(右)和团队成员在实验室。
尽管外企负责人会一口一个英文地在校园办公室里跟学校老师谈生产成本:“你给我10%的性能提高,但成本是原产品的3倍,谁会买?这10%性能提升,who care(谁在乎)?”但教授朱亦鸣却很直白地告诉记者:“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只负责在国家科研课题经费的限制中,把我的研究做到最高效,生产成本不在我考虑的范畴之内。”
学界和产业界的“冲突”显而易见。但特别的是,这个“耿直的”科研工作者,竟能带着团队与大企业开展“合作”。
朱亦鸣是上海市现代光学系统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太赫兹技术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过去多年来,他以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70余篇,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及地方项目20余项。
此前,有上海媒体报道称,经过上海市科委、市教委、市工商局等部门的多次努力和实践,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将作出股权变更登记,把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72%的股份转让给太赫兹科研团队。
这被认为是上海科学技术领域一次难得的“壮举”。去年9月,上海出台了“人才新政30条”,提出要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励机制,包括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扣除其处置过程中直接费用后,净收入的70%或以上可用于奖励个人和团队等。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团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科研团队。
为什么选择太赫兹团队“吃螃蟹”
上理工的太赫兹团队,用朱亦鸣的话来说,在全世界排不上顶尖,但所有技术都能跟上美国、日本的水平,并不落后于发达国家。
一个问题是,一所理工科院校内有那么多可以转化的科研成果,为什么独独挑选太赫兹团队来“吃螃蟹”?
据悉,太赫兹电磁波是一种介于红外线和手机无线电波之间的电磁波,在本世纪前,没有学者对它进行应用性研究,它被认为是电磁波段“最后的处女地”,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人类没有有效的手段去激发太赫兹电磁波。
1997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光学中心主任、华裔科学家张希成教授破解了这一电子学界的难题,有效激发了太赫兹电磁波。2004年,麻省理工大学将太赫兹技术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
太赫兹的应用,目前最为多见的,就是安检系统。2016年9月,全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体安检仪在深圳机场投入使用。它的辐射剂量为手机的十分之一、成像分辨率小于5毫米,蚂蚁大小的物体都能被识别。“上装领口有珍珠装饰物”“左裤袋有一枚硬币”等细节,都能扫描出来。
朱亦鸣介绍,上理工太赫兹团队目前在太赫兹人体安检仪、太赫兹生物药品检测仪、地沟油检测仪等产品上,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技术。新的太赫兹癌细胞检测仪、太赫兹远距离成像仪两项技术,尚在研发中,“最近在测试它们的稳定性,基本也已经成型了”。
可以预见的是,一旦上述太赫兹技术应用推向市场,它将会为相关领域带去巨大变革。早在200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理工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庄松林就开始进行太赫兹应用性领域的差异性布局,一个分支是成像的安检仪;另一个分支是成谱的太赫兹肿瘤细胞诊断仪。2011年,上海理工大学和相关企业申报成功国家科学仪器重大专项,加速了这些仪器的研发步伐。
这是一个明显具有超强前景、科学家又能“够得着”的前沿技术。拿太赫兹团队出来,试验“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再好不过。
学校并不打算让老师去谈生意
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是,朱亦鸣和他的团队,并不直接与那些企业界、投资界人士打交道。
“我们实验室不是做产品的,我们只是做好自己的科学研究,合作之类的事儿,学校相关部门会有专人去谈。”朱亦鸣是一个“从未出过校门”的老师,他1998年至2004年期间在上海交大读完了应用物理学士、金融学学士、光学工程工学硕士,2004年至2008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读完了电子工学博士,此后,他一直在校园里工作、讲课、做科研。
对这样一位潜心于科研的老师而言,让他去和一些企业界人士谈成本、谈产品、谈营销,实在是件麻烦事儿。
实际上,在我国的大学里,像朱亦鸣一样只愿意做教学、做科研的老师,并不在少数。他们大多并不擅长也不愿意去和企业界人士就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进行洽谈。“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让老师自己去开公司,老师只要负责教学和科研就行了。”朱亦鸣说。
学校也并不打算让老师们去谈生意。上理工科技处处长张大伟告诉记者,科研团队并没有向学校提过多少股份方面的要求,学校秉持着对“上海科创22条”新政的理解执行,直接把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给了科研团队。
据悉,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其中2879万元为评估后的核心专利(无形资产),321万元为现金。经学校校长办公会决定,无形资产中的80%奖励给一线科研团队。
这是“上海科创22条”发布后,第一个在高校中得到响应并成果落地的案例。
事实上,学校已经把一些经营上的问题都想到了。公司成立后,为了解决高校不擅长公司经营和大规模生产的弊病,上理太赫兹科技公司拟联合行业内多家顶尖企业,共同成立新的平台公司。这家新公司将会承担从实验室到产品的小试、中试开发等工程过程,并把相关产品推向市场。
这种做法,虽然可能在客观上使得一线科研团队的股份被部分稀释,但它却能使得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帮助科研人员集中精力做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