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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是与科学发展相伴随的。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素质、科学精神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伴随着“互联网+科普”时代的到来，了解中国科普的发展过程，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科普大致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一、政府推动期（1958年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为团结科技工作者，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邀请科技界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4个科学团体共同发起，筹备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

1949年7月，科代会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选出正式代表15人和候补代表2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成立文化部科普普及局。袁翰青出任局长，高士其出任顾问。科普局一建立，就给群众性科普工作带来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据当时科普局秘书处处长朱兆祥回忆：我们探索了各种各样科普工作的方法。当时也不知道政府机关的科普局该起什么作用，工作怎么做，所以先摸索。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要求。当时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办展览。1949年11月，快到春节了，于是我们就在厂甸庙会上办了一个展览，轰动了全北京。很冷的天排了很长的队，这是新中国头一个科学普及活动。“首都春节科学知识展览”共办了12天，当时北京人口100万，参观展览的有10多万，全市1/10的人都去了，拥挤得不得了。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就办起来了呢？主要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很多大学都参与了。这次展览也起到一个宣传作用，向北京市民展示一下，新政府的一个科学普及机构同大家见面了。

袁翰青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领导科普工作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先生，对新中国建立后，科普工作的性质、任务、功能、作用，都作了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奠定了新中国建立后，科普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郭沫若在《科学的普及与提高》的文章中，阐述了科学普及的任务、功能以及与提高的关系。他写道：“人民的中国正集中大部分的力量来促进生产，我们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家，大量的近代熟练工人和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农民大众。”

郭沫若

沈雁冰在《科学普及工作如何开展？》一文中，也指出：“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首先必须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如果我们不能想办法去动员职业的或业余的科学工作者，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群众中间建立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的普及网，而仅仅依靠少数人做些编辑、展览、广播等等工作，那是不能达到真正普及的效果的。”“科学普及局在这个运动中所担负的任务，主要是计划、组织和指导。要使这个运动不停留于计划阶段而开展起来，必须与工、青、妇、农各人民团体、各科学社团，以及散居全国各职业岗位上的科学工作者或业余的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这才能够建立普及网而满足人民的需要。”

沈雁冰（茅盾）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推举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全国科联主席、林学家梁希为全国科普主席。

李四光

梁希

这两个组织的建立，完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群团组织所承担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提高和普及、应用，推进科技发展的保障作用。当时的新中国面临着新政体的完善、经济建设的压力以及外来敌对势力的挑战，这两个组织无疑成为推进国家各项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力臂膀。从此科学普及的任务，就由全国科普协会担当起来。

茅以升在全国科普协会成立后，于1950年9月讲道：“首先指出科普的性质，不是领导而是辅助，不是教条而是机动，不是局部而是全国，不是临时而是长期。它将是一架扩音器，传达四面八方的意见；它将是一卷电影片，记载放映各地摸索的经验；它将是一部汽车，交流工作者的情报；它将是一架望远镜，了解先进国家的活动；它将是一架显微镜，检查上上下下工作的缺点。尤其重要的是，它将是一座桥梁，我们工农兵大众可以安全的从桥梁上走过一切反科学的深渊。”

茅以升

1951年，文化部科学普及局撤并，科普职能转“全国科普”。1958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合并，正式成立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统一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内设科普部。

二、社会推动期（1958～2006）

1959～1961年，各地科协组织开展农村群众科学实验活动，科普贴近生产。1959年，中国科协发出了“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的工作，应该围绕着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于是一个以总结、推广生产中先进技术、先进经验，送技术到工厂、农村，解决生产中关键技术问题的技术革新运动，成了当时各级科协的中心任务。据河北、江苏等9省市不完全统计，至1960年4月，共搞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仅江苏省就有300多次，对推动生产建设作出了贡献。

1961年4月，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工作会议，主管科学和文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应邀到会作了重要报告。做讲了三个问题：①党和国家对科学家的要求；②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③学会问题。他说：“国家和人民对科学家寄予极大的希望。科学工作的好坏关系到祖国的盛衰。我们要求科学家用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的创造发明，来为祖国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中心问题，就是要科学家有更多更好的科学研究成果，有更多更好的创造发明。”他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是党关于科学、文艺的根本政策、长期政策，要鼓励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共同发展，自由竞争。根本目的是要使科学、文艺迅速地发展起来，并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这个时期的科普，不仅在城市和农村继续扎扎实实地开展，对企业的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和在农村，对以群众性科学实验为主的活动，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为40多万个，1965年就增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达700多万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61年，科普读物出版方面，少儿出版社出版《十万个为什么》丛书。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协被解散，各级科协也被取消。

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学技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转折点。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有6000人出席，群贤毕至，人才荟萃，是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就宣告：“‘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他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