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国的医学都以单独的形态存在,很少渗进自然科学。比如中医治病,一直是凭借的是医师的经验或先朝医书。中医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研究和探索,都未能将中医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国外科学与现代医学的真正结合,要追溯到19世纪。
“巴氏杀菌法”开启微生物学
从很早开始,人类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就觉察到有细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并利用它们为人类服务。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古老的中国人利用这类生物进行酿酒,制酱。南北朝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列有谷物制曲、酿酒、制酱、造醋和腌菜等方法,其中暗含细微生物的运用。但这些都是细微生物的经验之谈,上升不到形态学和理论阶段。
公元1860年,法国酿酒业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葡萄酒在酿出后会变酸,根本无法饮用。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受人邀请研究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使葡萄酒变酸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新型的极微小的生物——乳酸杆菌。营养丰富的葡萄酒简直就是乳酸杆菌生长的天堂。他采取煮沸的方法虽然可以杀死乳酸杆菌,但葡萄酒也被煮坏了。巴斯德尝试不同的温度来杀死乳酸杆菌,而又不会破坏葡萄酒本身。五年后,他研究成功:63.5℃的温度加热葡萄酒半小时,就可以杀死葡萄酒里的乳酸杆菌,而不必煮沸。公元1866年,巴斯德发表题为《论葡萄酒的变质及其防止》的论文,标志着拯救了整个法国的酿酒业。后人把他这种防止葡萄酒变酸的方法称作“巴氏灭菌法”。
巴斯德
“巴氏灭菌法”不仅用于葡萄酒酿造,还很快广泛应用于牛奶、食品加工和外科手术中。在人类科学史上,巴斯德的“巴氏灭菌法”历来和牛顿的“万有引力”、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居里夫人的“镭”排在一起的。“巴氏灭菌法”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一门新兴学科——现代微生物学。从此,人们知道,自然界除了动物、植物外,还有微生物。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代微生物学从巴斯德时的形态学阶段成长为理论阶段,定型为在分子、细胞或群体水平上研究各类微小生物(细菌、放线菌、真菌、病毒、立克次氏体、支原体、衣原体、螺旋体原生动物以及单细胞藻类)的形态结构、生长繁殖、生理代谢、遗传变异、生态分布和分类进化等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并将其应用于工业发酵、医学卫生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目前,微生物学已经列入高等院校生物类专业必开的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也是现代高新生物技术的理论与技术基础。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及发酵工程就是在微生物学原理与技术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微生物学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微生物学可以解决有机废水污物和人工合成有毒化合物等物质引起的污染问题,因为微生物是这些有机废水污物和合成有毒化合物的强有力的分解者和转化者,起着环境“清道夫”的作用。第二,微生物学不仅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而且对食品安全和品质改善都能起到有效作用。由于微生物的话动,使得土壤具有生物活性性能,推动着自然界中最重要的物质循环,并改善着土壤的持水、透气、供肥、保肥和冷热的调节能力,有助于农业生产。
接种疫苗开创免疫学
虽然有科学家在1798年便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法,却因不了解这个免疫过程的基本机制,因此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公元1877年,巴斯德发现微生物后,继续研究鸡霍乱,发现将病原菌减毒可诱发免疫性,以此预防鸡霍乱病。其后他又用接种疫苗的方法相继征服了蚕病、霍乱、炭疽病和狂犬病等传染性疾病。
所谓疫苗,是指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立克次氏体、病毒等)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转基因等方法制成的自动免疫制剂。当动物体接触到这种不具伤害力的病原菌后,免疫系统便会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如免疫激素、活性生理物质、特殊抗体等;当动物再次接触到这种病原菌时,动物体的免疫系统便会依循其原有的记忆,制造更多的保护物质来阻止病原菌的伤害。
巴斯德研究疫苗
疫苗的发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为传染病一直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控制传染性疾病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预防,而接种疫苗被认为是最效的措施。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威胁人类几百年的天花病毒在牛痘疫苗出现后便被彻底消灭了。此后一百多年间,疫苗家族不断扩大发展,目前用于人类疾病防治的疫苗有20多种。
此外,接种疫苗的发现,标志着一门新兴学科——免疫学的诞生。所谓免疫学,是指研究生物体对抗原物质免疫应答性及其方法的医学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免疫学派生出许多独立的分支学科,例如与现代生物学有密切关系的分子免疫学、免疫生物学和免疫遗传学,与医学有密切关系的免疫血液学、免疫药理学、免疫病理学、生殖免疫学、移植免疫学、肿瘤免疫学、抗感染免疫学、临床免疫学等等。
巴斯德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医学革命。从此,科学与医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医学步入现代化,巴斯德因此被后人称为“现代医学之父”。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麦克·哈特在著作《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把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排在第11位,比法国皇帝拿破仑(第34位)还要大得多,并推举他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曾在《天演论》中如此评价巴斯德:“1871年法国付给德国的战争赔款是50万法郎,但是巴斯德一个人的发明,已经抵偿了这一大笔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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