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9年前，也就是1849年的9月26日，在俄罗斯中部梁赞，一个贫困的牧师家庭迎来了长子。这个男孩取名为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这个孩子在虔诚但友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学会了认真地审视他所面临的问题。

从巴甫洛夫的幼儿时期就能看到他成年后的一些影子。一旦这个叫伊万或者被称为“万尼亚”的男孩要做一件事情，无论是游戏还是运动，体育或学校的功课，他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后来，在报告厅和实验室的讨论和争辩中，他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他做事的时候，并不太在意是否会胜出他的竞争对手，而总是尽可能地要把事情做好。

感谢V.V.萨维茨（Savitch）教授，是他提供了以下有关巴甫洛夫的家世和儿童时代的描述。萨维茨教授是巴甫洛夫最早和最可敬的合作者和学生之一，他栩栩如生地向我们描绘了他的恩师的早年生活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简传，载于《巴甫洛夫诞辰75周年卷》，莫斯科，1924（俄文）。我们征得萨维茨教授的同意，可以自由使用他撰写的传记中的内容，而不必一一指明出处。

巴甫洛夫的父亲彼得·季米特里耶维奇·巴甫洛夫(Peter Dimitrievitch Pavlov)是位乡村牧师，他的祖父则只是乡村教堂的一名司事。那时候乡村神职人员的生活很艰辛，级别低者更是如此。他们不得不为日常生计奔波，生活方式跟农民相差无几，农业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辛苦的体力劳动与一定程度的智力发展相结合，造就了强壮、健康而精力充沛的一代人。长期的劳作需要磨砺出了坚强的品质，而一定程度的智力发展则帮助他们与当时艰难的生活环境相抗争。

彼得·季米特里耶维奇的文化程度在那个郊区的牧师中鹤立鸡群。他一直热爱阅读，甚至在那个蛮荒的年代也迷醉于买书。由于书的来源有限，每次买书都是家庭的一大盛事。巴甫洛夫教授常常感念父亲的教诲： 要完全理解一本书，读书需要读两次。彼得·季米特里耶维奇在同侪中享有盛誉，除了因为文化水平高之外，还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杰出品质。他知人也知己。他百折不挠，意志坚定，身强体壮。他从父母那儿继承了对土地的热爱，而生活在乡村迫使他必须自己照看瓜果菜园。在他的众多孩子当中，只有伊万·彼得洛维奇也是如此。

当解决生计问题不再那么迫切时，多余的精力就要寻找出路。巴甫洛夫教授的叔父因而参加了梁赞盛极一时的拳击比赛。这些战斗和与此有关的对话使得这个家庭斗志高昂。精力的展示使巴甫洛夫家族拥有鲜见的活力。这位叔叔的喜悦、欢快和幽默有着不可抗拒的感染力。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但他身为牧师，却受到上级的压制，甚至被降职为教堂司事。他的孩子们继承了他的那些品质，并因而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伊万·彼得洛维奇的母亲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Ivanovna Varvara）出自牧师家庭。她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为那时候人们认为牧师的女儿没必要受教育。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年轻时身体很好，而她的三个孩子伊万、季米特里（Dimitry）和彼得（Peter）都继承了她的身体素质。所有的孩子都上完了神学院和大学，都在大学或科学院供职，其中一个后来还成了门捷列夫的助手。在生育了三个儿子后，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患过一次重病，之后生的六个孩子因传染病而夭折，最小的两个存活的孩子泽格（Serge）和莉迪娅（Lydia）也没有最大的三个孩子那么有天分。泽格·彼得洛维奇只读完了神学院，后来在梁赞当牧师，在革命期间死于斑疹伤寒。

就这样，伊万·彼得洛维奇跟他的弟弟们一起长大，一起嬉戏，而他们的父母都忙于日常事务。母亲爱孩子们，不过因为平日里一直很忙，她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自由，任凭他们自由自在地成长发展。他们很快与邻居家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很多时间都一起在街上参加村里的体育运动，主要是击棒游戏（gorodkee，一种类似于九柱戏的俄罗斯乡村游戏）——直到今天巴甫洛夫还在玩这个游戏。

伊万·彼得洛维奇用他的左手玩游戏。他父亲也是左撇子。做儿子的经过长期的训练后开始使用右手，所以现在他可以左右开弓，甚至在做手术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他的左手更有力，当需要特别的技巧和力量时他还是会使用左手。他用右手写字，但用左手也能写得一样好，用左手还能写镜像字。

他七岁开始接受教育，跟从一位老婆婆学习读写。那些课程对这个不安分的男孩没什么吸引力，而在花园里与父亲一起挖地反倒更合他的胃口，直至今日他仍然喜欢这项劳动。建房子的时候，他还学了一点木工和车床技术。就此而言，伊万·彼得洛维奇从小就热爱锻炼身体。这后来变成了对运动的热爱，他是医师运动协会的核心成员。巴甫洛夫教授常说，成功的肌肉锻炼带来的满足感远胜于解决一些重要的脑力问题后的喜悦。他称之为“肌肉的快乐”。

10岁时他曾经从砖砌的人行道的围墙上摔落下来。在此之前他一直很健康，而此后却常常生病，他的父母一度担心他得了肺病。这个事故延缓了他的受教育进程。他11岁时才跟弟弟季米特里一起去上学，在梁赞教会学校上二年级。

打架是当地的传统，伊万·彼得洛维奇因为身体不好，在打架中常常处于劣势。这促使他去强身健体。他的父亲制定了花园劳动的值日表。可以看出，伊万·彼得洛维奇坚持得最好，而他的弟弟们却很快就厌倦了，另寻乐趣。“当男孩们被送到果园采桑葚时，伊万·彼得洛维奇努力地尽快装满他的篮子，而他的弟弟季米特里（像其他男孩一样）努力地在填满自己的嘴”。就这样，伊万·彼得洛维奇打小就表现为总是很有毅力地去完成设定的任务，无论是什么任务。

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巴甫洛夫兄弟进入了梁赞的神学院。课程主要是古代语言。要学逻辑和修辞，不但要学哲学入门，还要学好几个哲学体系，以作为日常辩论的材料。在这里，巴甫洛夫受到了充分的逻辑推理和应用的训练。自那时起，他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据他说，他最初是被路易斯的实用生理学的俄文版所吸引，直至今日，他仍然珍藏着那本他从15岁起就开始读的已快翻破了的书。

在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受废除农奴制和区域获得一定程度自治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浪潮横扫俄罗斯，也波及了神学院。师生们联合起来，老一代尽心地教授年轻人，而年轻人则尽可能地利用好这些资源。

在图书馆门前，人们等待着一拥而入，获取最新的文献。巴甫洛夫兄弟也曾挤在人群中，尽管率先进入图书馆的几率很低，因为竞争者众多。在读完新书之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在宁静的梁赞，常常有成群的学生在大街上大声辩论。在这些辩论者中，伊万·彼得洛维奇很有名，因为他的辩论生动，手势富有活力。这些讨论使他学会了在批评别人时一定要小心，因为若有明显错误的话就会遭人嘲笑。

巴甫洛夫感念学校的自由氛围，特别是，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个主题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他就可以较少地关注其他不太感兴趣的研究，进而可以沿着他感兴趣的路线不断前进。

1870年，巴甫洛夫断绝了当牧师的念头，从神学院退学，进入圣彼得堡大学。

他与弟弟一块儿生活，慢慢地，日常生活的琐事都落到了季米特里身上。以至于巴甫洛夫的衣物都习惯于要季米特里来打理。在伊万·彼得洛维奇结婚后，则变成了由他的妻子为他购买衣服和鞋子。“有时，年轻的巴甫洛夫出其不意地穿上一套衣服，他对颜色的选择让他的朋友发笑，令他的家人愤怒。” 两兄弟曾经在梁赞与父亲共度夏天。伊万·彼得洛维奇通常待在家，从不像别人都爱做的那样去打猎。许多朋友来拜访他们，他们常常玩击棒游戏来打发时间，数小时里，都可以听到球棒的击打声，间有大笑和热烈的加油声。甚至在这个时候，伊万·彼得洛维奇的个性也表现得很明显。他生性容易激动，却能保持镇定，有力而精确地挥动球棒。他对参与的所有活动都充满热情，而这种热情又很有分寸。很明显，其强烈的情绪被必要的抑制所调控和约束，正像本书的一些章节所描述的那样。

二

上大学时，他聆听到了像门捷列夫（Drmitri Ivanvich Mendeleev,1834—1907）和布特列洛夫（Buttlerov）这样的有才华的教授的教诲。但是，巴甫洛夫觉得受益最多的还是才华横溢的生理学家伊法·齐昂。我们曾听他说，他对这位研究者刺激狗的脊神经前根和后根的实验印象极为深刻，而且齐昂的工作干净利落，他常常穿着工作服戴着白手套做手术，这样不用回家换衣服就能去参加教员会议。

1874年，在大学三年级时，巴甫洛夫成为齐昂的积极合作者，并最终主修生理学。

他的第一项科学研究与阿法纳希耶夫一起完成，研究胰腺神经，并因此获得了科学院金奖。“他对临床没兴趣，甚至没通过其中的一门考试（内科）。但是那时候外科手术的进步对他影响巨大。他对化学不怎么感兴趣，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投注到了组织的神经控制和神经连接之中”（萨维茨）。

他平静地度过了大学生活，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包括实验室工作，同时他对应用科学文献也很有兴趣，部分时间用于娱乐。娱乐时间主要用于运动、文学，或与弟弟和小范围的朋友一起度过。

1875年，巴甫洛夫从大学转到医学院，给齐昂当助手。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齐昂突然间去了巴黎。尽管其继任者邀请巴甫洛夫留下来，巴甫洛夫也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因为新来的教授曾“因为自己位高权重而侵犯别人，完全不顾及真理”。在后来的岁月中，巴甫洛夫不曾为了物质而牺牲信仰，即便那些物质是他所急需的。

1879年12月，在修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课程以后，他通过了州里的考试，成为有执照的医师。他因为表现出色而获得了奖学金，进而可以在科学院多做两年研究。1883年，他完成了医学博士论文。

大部分研究生在从业之初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都会问自己： 去哪里？为什么？

但这样的问题从未困扰过巴甫洛夫。在科学研究中，他找到了拨开笼罩在真理面前的浓雾的乐趣，以无比的热情从事着自己的科研工作。在这一点上，他与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爵士类似。后者曾说，他的一个原则是，今日事今日毕。巴甫洛夫的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发现新事实的工作，他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科学。谋求职位和经济困难等现实问题，他从未放在心上。

他和他的弟弟继续一起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虽然穷，但是很快乐，身边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

1880年，他邂逅了年轻迷人的学习教育学的学生谢拉菲玛·卡尔切夫卡娅，一年后与她在叶卡特里诺结婚。当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萨维茨告诉我们，巴甫洛夫没有钱，新娘的姐姐不得不资助他们，否则的话他们甚至都无法离开那个镇。这再一次证明年轻的巴甫洛夫是多么地不关注日常生活事务。

在圣彼得堡，他们继续跟巴甫洛夫的弟弟一起生活在一个小公寓里。他们都得为生活而奔波。巴甫洛夫能找到一位如此可爱、如此善良、如此般配、可以给他一个幸福家庭的女人，真是科学的幸事。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存在，他才能整个晚上都待在家中，远离尘嚣，祥和、平静而充实。他习惯于将生活的琐事都委托给他人，甚至很少单独旅行。巴甫洛夫不料理日常事务，至少从1927年他妻子的一番话中可以得到佐证： 他从未自己买过鞋，只有在战争和革命刚过的那些艰难岁月中巴甫洛夫才做过一点家务。

获得威利奖学金后，巴甫洛夫在1884年到1886年与两位当时最伟大的生理学家——莱比锡的路德维希和布雷斯劳的海登海因一起工作。他生活穷困，但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回到圣彼得堡后，他充当过几次助手，其中之一是给知名的临床医生S.P.波特金当助手，波特金将实验药理学用于控制疗效。在这个实验室中，巴甫洛夫完成了有名的心脏神经的实验和对消化腺进行的第一个伟大研究。

1888年，他发现了胰腺的分泌神经。不过，因为这些实验很难重复，直到20年后这个发现才被广为认可。次年，他与西马诺夫斯基（Simanovsky）一起发表了关于假饲的著名实验。

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大进展的同时，他的职业发展道路却极不平坦。他常常遭遇失败，其经济状况更为凄惨。“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研究蛹化蝶上，以至于忘却了自己的不幸”（萨维茨）。

有孩子以后，需要找到一份收入更丰厚的工作，巴甫洛夫因而申请了托木斯克的药理学主席一职。不过他从未接受过这个职务，因为1890年他以17票同意5票反对被选为圣彼得堡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药理学教授。

巴甫洛夫在成为药理学教授之后，与“大部分教授都对之俯首帖耳的专制”院长帕什奥丁（Pashootin）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巴甫洛夫曾以最坚决的方式反对他，而大部分教授都站在院长一边。巴甫洛夫因为桀骜不驯而受罚，1895年他未能继任生理学教授，1897年才又担任这一职位。从1895年开始，他成为生理学教授的主席，一直干到1924年他退休时为止。

1891年，在奥登堡（Oldenburg）王子是年新创立的实验医学研究所里，巴甫洛夫教授规划了世界上第一个生理学实验室的外科部。正是在这里，巴甫洛夫首次有计划地进行了所谓的长期实验（见本传记的第Ⅳ部分），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规范过动物的饲养。

1904年，巴甫洛夫因消化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1906年，他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那时的工作是在前面所述的三个实验室中完成的。像通常那样，他在国外的名声为他在国内招来了嫉妒，树敌众多。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对他的消化腺研究的攻击停止了。但是，他的条件反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有人说： “这不是科学，每个训狗的人早就知道了”。对他的愤恨甚至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军事医学科学院不认可他的实验室的论文。随后，他的敌人愈加嚣张，他们阻碍他由俄罗斯医师协会的副主席升任为主席。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实验室产出的论文比其他人的实验室都要多。

选自《科学元典》（《条件反射：动物高级神经活动》），北京大学出版社

W.霍斯利·甘特

张航译 傅小兰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