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13日电（李新）在中国的核领域，无人不知杜祥琬，有人称他为“战略科学家”。杜祥琬院士，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为中国核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位79岁的老科学家的科研发展道路上，所完成的每一项重大任务或每一项重大工程都来自国家的需求。在外人看来，他被赋予了太多责任，但杜祥琬却用“因为国家需要、社会需要，所以我就是这么‘被安排’走过来的”轻描淡写地概括了自己的科学人生。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想去学天文学，因为我看宇宙很有意思。但高中毕业后，我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国家派我到前苏联学习原子核物理。就这样，大大的宇宙没研究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1959年，杜祥琬开始在原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理论核物理专业。正是这一次机缘，改变了杜老的一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早在1939年，物理学领域里的原子分裂实验就在德国取得成功。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如今，在全世界核能领域新建电站中，中国已成为新建核能的主力军，核能已转向大规模和平利用，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对核的正确认识也由此成为面向公众普及的重要课题。

杜祥琬说：“核能是清洁能源，核燃料有很高的能量密度，发展核电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这是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我对公众关于核能安全的很多担忧表示理解，大家关心核能发展，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需要科学地凝聚共识。”在杜祥琬看来，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就一定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多听取不同意见有利于提醒大家更理性、慎重地对待事情，“所以国家强调‘安全第一’，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说核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核能发展潜力巨大，但核污染、核泄漏也可能损害人的生命和健康。正因如此，公众对核能的态度往往摇摆不定，更有甚者谈核“色变”，时至今日网络上有关核的谣传也从未间断。杜祥琬对此表示：“不能把公众仅仅当作科普的对象。想让公众了解就必须要让其参与其中，让公众有话语权。公众需要听到更多专业讲解来消除误解，更需要有一种机制，一种组织形式，让公众发言，与专家、企业和政府进行深度沟通与对话，让其成为社会的主人。”杜祥琬说，核电站是为国家发展而建，更是为人民福祉而建，只有深度讨论、有效沟通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从苏联回国后，杜祥琬一直从事中国的核武器研究，直到1986年3月，我国开始组织实施一项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杜祥琬全力投入于此，并于1991年开始担任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带领我国进入该领域世界先进行列。2002年，杜祥琬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并分管能源学部工作，从此又和能源发展及战略咨询结下了不解之缘。“学习既是终生的享受，也是终生的需要。当我知道这项工作的意义在哪里，我就有了积极性去学习，越学也越觉得有意思。但是每开始一项新任务、每一次转折也会经历不适应的过程，也会很焦虑。”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杜祥琬感叹到，“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更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大家一起切磋，走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以后，才能找到一条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就会豁然开朗。”几次跨界，让杜祥琬不断地从0开始，又不断地从0到1，用杜祥琬的话说“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都是一次重新学习的过程”。

无法想象在这样多重角色的变化中，杜祥琬究竟以怎样强大的内心去面对纷至沓来的挑战。对此，杜祥琬表示：“人生动力靠两个轮子驱动，一个轮子是社会需求，一个轮子是个人兴趣。需求好像是个前轮拉着你走，兴趣好像是个后轮，推着你走。记得我有一次做成了一个很难的实验，我就情不自禁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有幸为国家强大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如今，即将进入杖朝之年的杜祥琬依旧忙碌在科研的第一线。采访结束后，他也马上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看着他的背影，耳畔依旧回想着他曾说的那句话：“科学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探索未知。科学精神并不随着时代变化而变的黯淡，它将会一直散发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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