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数万公里，带着１．５吨器械，到达南极洲海拔最高的科考站昆仑站，９０后小伙潘曜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做了最基础的科研工作。

与许多在校学生不同，他把自己的研究扎到坚实的大地上，甚至扎到冰盖２００米以下，他在给南极“做ＣＴ”。

立志：半年的考察用３年准备

７月１８日，潘曜从南极回国后的第一个科研成果“中山站至昆仑站南极冰盖下２００米内部结构”进入收尾阶段。

１９９２年出生的潘曜是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独生子的他从小没受过苦。然而，从大四时立志“南极一游”后，他便开始“自找苦吃”。

为了适应南极恶劣环境，潘曜开始锻炼体能。“４００米跑道，跑１０圈，３年风雨无阻。”同时，他拜入太原理工大学极地科考专家窦银科教授门下，做好知识储备。

机会终于在２０１５年４月降临。窦银科为太原理工大学争取到一名南极科考名额。潘曜通过一系列测试后，从６０名预选人员中脱颖而出。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潘曜参加了中国第３２次南极考察队，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队员。这期间，潘曜携带５套冰物质过程监测系统、１套冰盖表面特征监测系统、２套冰川移动监测系统、１套探冰雷达，设备总重量达到１．５吨。

今年１月５日，登上南极最高点、海拔４０９３米的“冰穹Ａ”后，潘曜兴奋地光着膀子拍照留念。

吃苦：拧个螺丝脱层皮

南极一游，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头顶暴风雪、脚下冰裂隙、身受零下４０摄氏度低温的恶劣环境中向南极最高点进发的时候。

潘曜的工作由此开始。冰物质过程监测系统的主体是个一层楼高的铁架子。“组装铁架子时，一些小螺丝戴着厚厚的手套根本对不准螺丝孔，必须裸手装，但气温太低，手指头一碰到铁螺丝就粘住了。”潘曜笑着说，“装一台设备粘掉一层皮，有时甚至手指甲也碰掉了。”

器械大多笨重。比如探冰雷达仅电池就有２００斤，潘曜每天得倒腾两回，经常累得大口喘气。“南极空气太干燥了，我张开嘴，连想咽的口水都没有。”

危险也时时跟随。南极科考，最危险的是数不清的暗藏的冰裂隙。这次，考察队在南极洲“内陆出发基地”外２０公里处，发现了一个数千米深的冰裂隙。“大家都没想到会出现在离基地这么近的地方。人一旦掉下去，甭想再上来。”潘曜说。

在南极洲内陆的５５天里，潘曜最终把科研器械安置到从中山站到昆仑站１３００公里的沿线一带。“这些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多项数据，就像给南极做ＣＴ一样。”潘曜说。

不浮躁：为科研大厦搭建数据根基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装设备，一个洞一个洞地凿窟窿，南极的辛苦换来的是冰盖２００米下的第一手精准数据。记者１８日在太原理工大学看到潘曜时，他正在处理这些从南极传回的实时数据。

“以前冰川研究大多基于外国公开的卫星监测数据，误差较大。以冰川厚度为例，误差甚至达到几米，远大于南极冰川每年１．５米至２米的变量。”窦银科教授感慨地说，潘曜在南极留下的科研设备可以把这个误差缩小到厘米级别。

然而，极地监测设备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南极内陆测试，研发成功后又难于大面积推广，市场回报率极低，因而一直是科研冷门。

但是，严谨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基础数据支撑，离不开精密的科研器械。窦银科说：“作为９０后，潘曜能把兴趣投向基础研究领域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他肯从数据收集做起，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是值得年轻学子学习的。”

如今，潘曜和导师正在整理分析从南极所获取的各项数据，研究南极过去４万年冰雪累积的变化过程，为推演未来南极冰盖运动与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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