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数万公里,带着1.5吨器械,到达南极洲海拔最高的科考站昆仑站,90后小伙潘曜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做了最基础的科研工作。

与许多在校学生不同,他把自己的研究扎到坚实的大地上,甚至扎到冰盖200米以下,他在给南极“做CT”。

 

立志:半年的考察用3年准备

7月18日,潘曜从南极回国后的第一个科研成果“中山站至昆仑站南极冰盖下200米内部结构”进入收尾阶段。

1992年出生的潘曜是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独生子的他从小没受过苦。然而,从大四时立志“南极一游”后,他便开始“自找苦吃”。

为了适应南极恶劣环境,潘曜开始锻炼体能。“400米跑道,跑10圈,3年风雨无阻。”同时,他拜入太原理工大学极地科考专家窦银科教授门下,做好知识储备。

机会终于在2015年4月降临。窦银科为太原理工大学争取到一名南极科考名额。潘曜通过一系列测试后,从60名预选人员中脱颖而出。

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潘曜参加了中国第32次南极考察队,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队员。这期间,潘曜携带5套冰物质过程监测系统、1套冰盖表面特征监测系统、2套冰川移动监测系统、1套探冰雷达,设备总重量达到1.5吨。

今年1月5日,登上南极最高点、海拔4093米的“冰穹A”后,潘曜兴奋地光着膀子拍照留念。

 

吃苦:拧个螺丝脱层皮

南极一游,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头顶暴风雪、脚下冰裂隙、身受零下40摄氏度低温的恶劣环境中向南极最高点进发的时候。

潘曜的工作由此开始。冰物质过程监测系统的主体是个一层楼高的铁架子。“组装铁架子时,一些小螺丝戴着厚厚的手套根本对不准螺丝孔,必须裸手装,但气温太低,手指头一碰到铁螺丝就粘住了。”潘曜笑着说,“装一台设备粘掉一层皮,有时甚至手指甲也碰掉了。”

器械大多笨重。比如探冰雷达仅电池就有200斤,潘曜每天得倒腾两回,经常累得大口喘气。“南极空气太干燥了,我张开嘴,连想咽的口水都没有。”

危险也时时跟随。南极科考,最危险的是数不清的暗藏的冰裂隙。这次,考察队在南极洲“内陆出发基地”外20公里处,发现了一个数千米深的冰裂隙。“大家都没想到会出现在离基地这么近的地方。人一旦掉下去,甭想再上来。”潘曜说。

在南极洲内陆的55天里,潘曜最终把科研器械安置到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300公里的沿线一带。“这些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多项数据,就像给南极做CT一样。”潘曜说。

 

不浮躁:为科研大厦搭建数据根基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装设备,一个洞一个洞地凿窟窿,南极的辛苦换来的是冰盖200米下的第一手精准数据。记者18日在太原理工大学看到潘曜时,他正在处理这些从南极传回的实时数据。

“以前冰川研究大多基于外国公开的卫星监测数据,误差较大。以冰川厚度为例,误差甚至达到几米,远大于南极冰川每年1.5米至2米的变量。”窦银科教授感慨地说,潘曜在南极留下的科研设备可以把这个误差缩小到厘米级别。

然而,极地监测设备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南极内陆测试,研发成功后又难于大面积推广,市场回报率极低,因而一直是科研冷门。

但是,严谨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基础数据支撑,离不开精密的科研器械。窦银科说:“作为90后,潘曜能把兴趣投向基础研究领域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他肯从数据收集做起,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是值得年轻学子学习的。”

如今,潘曜和导师正在整理分析从南极所获取的各项数据,研究南极过去4万年冰雪累积的变化过程,为推演未来南极冰盖运动与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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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潘曜:我给南极“做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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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1.5吨器械,到达南极洲海拔最高的科考站昆仑站,潘曜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做了最基础的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