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省的最东端，有个地方叫文昌。

文昌的夜空，从来没有如此明亮；文昌的沙滩，从来没有如此温暖。

6月25日晚8时，伴随着空气撕裂的声响，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喷射出耀眼的白色火焰，在万众瞩目下奔向太空。

这是长征七号的首次发射，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序里排在第230位。可这第230次的发射并不普通，对我国航天事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正如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小军所说，“长征七号是一型跨代的火箭。”

对于长征七号来说，有太多的创新和纪录需要被铭记。

对于幕后的航天人来说，有太多的故事不能遗忘。

正式命名为“长征七号”

其实，长征七号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在2006年前后，为适应航天战略需求，我国有关部门决定，在长征二号F火箭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进。“长征二号F/H”，是最初立项的名称。

作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老院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王永志的态度很明确：新研制的“长征二号F/H”火箭要符合无毒无污染的现代环保理念。火箭的研制因此有了更高的定位和起点。

这也就意味着，必须为新型火箭配备大推力新燃料发动机。“心脏”一换，“全身”皆动，随之而来的是电气系统、增压输送系统等各个方面的改变——新一代运载火箭雏形已现。

2011年1月，新型火箭名称最终确定——长征七号。

确定首飞时间

长征七号，长征族谱又添新名。

这个名字给航天科技研究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深知，长征七号首次飞行是我载人航天第二阶段的重要一棒，是中国太空新长征迈出的重要一步。

2008年11月，组建型号研制队伍，组织方案论证；2009年1月，成立型号办公室；2010年5月，通过火箭研制方案阶段评审；2011年1月，长征七号火箭研制正式立项。

一枚新型运载火箭：运载能力13.5吨、采用煤油液氧燃料、全三维数字化……他们定下了火箭的运载能力、推进剂类型、设计制造手段等核心内容。

历经方案、初样、试样研制，他们把首飞时间定在了2016年6月。

初样研制阶段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一代代航天人最不缺的就是吃苦精神。

可是这次，横亘在“长七人”面前的不仅仅是高强度的工作，还有一项项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

在正式立项后6个月，也就是2011年7月，长征七号即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关键技术都要取得突破，所有器件都要经过地面试验考核。在这个过程中，研发人员做了1600多项研制实验，大型地面实验达360多项，几乎把所有技术难题逐一攻克。

在这个阶段，火箭在工艺、结构、动力等多个系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

——全新的火箭，大量的工艺设计和大量的工装研制。

——从助推器到芯一级、芯二级，每一台的发动机都按照飞行程序、进行充分的试车，但以往火箭发动机可能测试1万多秒就发射的检验经验在长征七号可能行不通，测试时间预计要达到5万多秒。

……

试样研制阶段

2015年5月，试样研制开始，也就是说，各器件的生产和首枚火箭的总体装配正式开始。

与以往不同，这次的设计和装配没有一张图纸，火箭40多个部段，需要从零开始，建立起40多个三维模型。

三维设计团队有40余人，他们和工艺团队一起集中设计，在IPT工作室没日没夜加班加点，从最初的设计建模到生产加工、总体装配，全程贯彻采用三维手段，打造了我国第一枚“数字化”火箭。

长征七号还有很多“特殊要求”，尤其是为了适应海南文昌发射航天发射场“高温、高湿、高盐雾”和“强台风、强降雨、强雷暴”的特殊气候环境，它一直在加强“自我修养”——

防水设计渗透到每个细节、“防风减载装置”可抗8级大风、“新三垂一远”缩短发射占位……

采取的新技术越多，要攻克的技术难题就更多，工作难度就更大。长征七号火箭总设计师范瑞祥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对技术的要求苛刻到极致：“进度服从质量，火箭首先要保证高可靠性。”

也正是在一群像范瑞祥一样的完美主义者的坚守下，长征七号火箭从初样研制结束到完成试样生产的过程中，开展了9次独立评估会，31项设计复核复算，146项专题复查和回头看，做了大量的试验，各项技术和设备得到了反复检验验证。

开启中国面向太空新长征

2016年5月8日，历经航天人8年磨砺的长征七号火箭从天津港出发，首次以海运的方式运往海南文昌发射场；5月23日，长征七号火箭完成垂直总装；6月22日，长征七号火箭垂直转运至发射塔架；6月25日20时00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这是关于长征七号首飞的故事，这是中国面向太空新长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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