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疫病有多种称谓：疠、伤寒、温病、时气等，中医统称为瘟疫。瘟疫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如早在甲骨文的《卜辞》中便有“疾年”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也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张志斌先生在《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说：我国从公元前600多年到1840年的2000多年间，有史料记载的大大小小的疫情曾经发生过800多次。平均二三十年就一次。例如《后汉书》记载，从汉桓帝至汉献帝的70余年中，疫病流行17次，是我国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期。曹植在《说疫气》写道“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详尽地描述出当时瘟疫肆虐，许多人家阖家死亡，甚至是全族而丧的的社会惨状。

时疫流行，激发了人们抗击疫病的意志和决心，一些医士开始悬壶救世，进行攻克疾病的艰辛探索，诞生了许多抗击瘟疫的名医大家。

“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他自述说，其家族本是二百余人大族，自建安初年以来，不到10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文中的“伤寒”，是外感病的总称，也包括当时的瘟疫这种传染病。）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下决心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杂病论》自序）。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亲自坐堂行医，将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治愈者无数。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张仲景终于写成了《伤寒杂病论》，成为我国医学史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张仲景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万世医宗”。

“神医”华佗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他一生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行医足迹遍于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华佗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等各科临证诊治，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华佗对治疗瘟疫流行病也颇有建树，建安年间流行“黄疸病”，华佗经过对各种草药的反复试验，发现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治疗“黄疸病”很有疗效，救治了许多患者。后来因此有“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的中药谚语。（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后世称华佗为“神医”，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中国瘟病学奠基人吴有性

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江苏吴县东山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明崇祯15年（1642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吴又可不顾自身安危，亲涉疫区了解疫情，他痛感当时医治瘟疫的疗法无效，遂发奋探求，创制了“达原饮”方剂，收效甚好。此后，吴有性依据自己的临床实践，撰写成了全新的《瘟疫论》一书，他在书中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即认为提瘟疫传播途径为呼吸道，这一学说在世界医传染病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清史稿·吴有性传》载：“有性乃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瘟疫论》完善了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别开温疫证治之法门，对后来防疫温疫传染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吴有性因此被成为我国瘟病学的奠基人。

在与瘟疫斗争的漫长历史中，我国古代不断涌现出一些名医、大医。今天，在与新型瘟疫的抗争中，又出现了钟南山、李兰娟等名医、“国士”，他们的名字会与古代医林先贤一样，被人们铭记、敬仰。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