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经常作为一种改变思想的体验、一种对宇宙的全新感知模式出现，有时它过于激进，甚至变得危险。因此，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精神活性物质——然而，精神活性物质在哲学中的地位并不明显。

在这篇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的概述中，我们将阐明那些使用迷幻药剂的著名西方哲学家的历史，以及药物的使用可能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即，迷幻剂如何影响了哲学。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

我们从一个激进的猜想开始：西方哲学是由服用迷幻剂诱发产生的：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受了摄入迷幻剂的启发，而西方哲学受了柏拉图的启发。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因这句话而闻名于世：

柏拉图之所以声名远扬，主要也许是因为他对灵魂和理型的永恒王国（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的“概念”）的存在作了论证。这两种超验的观念首先出现在他的《斐多篇》（Phaedo）中，它也被称为《论灵魂》（On the Soul）。有这样一段导语：

稍后我们将会遇到酒神狄俄尼索斯。但眼下，我们注意到，柏拉图渴望跻身神秘宗教的哲学家之列。神秘宗教仪式是在古希腊定期举行的活动，其中最正式、最为人所知的是柏拉图曾参加过的厄琉息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它在距离雅典12英里左右的厄琉息斯举行。

在得墨忒耳神庙，参与者喝下一种药水——卡吉尼亚（kykeon）——里面含有大麦、薄荷和水。普遍认为，卡吉尼亚也含有某种致幻成分。该成分具体是什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一般公认它确实是致幻的。

麦角酸二乙酰胺（LSD）的创造者艾伯特·霍夫曼博士（Dr Albert Hofmann）认为，这种化合物来源于大麦寄生菌麦角，LSD也是由麦角合成而来。霍夫曼写道：

在黑暗的庙宇里，参与者需要高呼：“我已然斋戒，我已然饮下卡吉尼亚。”此后发生的事情，正如秘仪之名所暗示的那样，十分神秘——但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柏拉图这样描述：

因此，有理由相信迷幻剂启发了西方盛行的身心二元论，不仅在哲学领域，而且在宗教领域也是如此：柏拉图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尼采甚至声称“基督教就是对民众而言的‘柏拉图主义’”。不管柏拉图的论点是否正确，他的思想启发、启蒙了我们的文化。穿过一个黑暗的洞穴，柏拉图看到了光明；这束哲学、科学和理性的阳光从迷幻剂的使用体验中射出。

然而，随着军事性基督教的兴起，乌云最终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公元392年，基督教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颁布法令，关闭了厄琉息斯的神庙。自此，黑暗的中世纪拉开序幕，异教或者说世俗思想的光芒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才重新亮起。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在他1784年的反基督教散文《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对后者大加赞颂。

虽然康德曾写过一本关于科学家、神秘主义者伊曼纽·斯威登堡（Im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的书，但我们认为康德本人并没有过任何神秘体验。然而，他的一个追随者有过。

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托马斯·德·昆西是英国最早对康德进行评论的人之一，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文章。然而，德·昆西最著名的是他在1821年出版的《一个英国吸鸦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在书中，他描述了罂粟衍生物带来的致幻体验，它们最初用于缓解他的病痛：

德·昆西表达了他对三位哲学家的热爱：柏拉图、康德和谢林（Schelling）。康德认为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存在着一种现实本体（noumena），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凡人而言是不可及的。谢林虽然是康德主义者，但他认为实际上，对本体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能的——这种感知被称为智性直观（intellectual intuition）。人们至今仍不知晓德·昆西是否接受这种浪漫主义的可能性。

鸦片能否让我们短暂地窥见本体，抑或者这只是妄想？尽管吸食鸦片从来没有让德·昆西走到放言自己能够接触到一切现实的程度，但确实使他公开宣称，他得以接触到自己的一切过往。他写道：

对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来说，记忆的不可磨灭性后来成为一个先进的理论问题，他的哲学对于著名的“脑航员”（译者注：psychonaut，指通过用药物、冥想、自我催眠等方法来探索自己心灵的人）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影响甚深，这点我们将在稍后看到。

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 1778—1829）

与德·昆西同时代的是彭赞斯（Penzance）出身的发明家和“化学哲学家”汉弗里·戴维。他是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朋友，也是康德主义者谢林及其先验唯心主义的信徒。这种唯心主义——认为“物质”实际上只是心灵的一种投射的理念主义——似乎也是通过大量吸入一氧化二氮（笑气）而降临到戴维头脑中的。在戴维关于精神活性物质实验的书中，他写道：

尽管戴维可能被视为一个专注于实用性的人——他因发明矿工安全灯而闻名，事实上，这种灯被称为“戴维灯”——一氧化二氮遗留给他的明显的非物质主义、唯心主义的经历似乎影响了他的整体世界观。在戴维的最后一本书《旅中慰藉，或哲学家的最后时光》（Consolations in Travel or The Last Days of a Philosopher）中，他反对盛行于那个时代和当时科学界的唯物主义，这样写道：

亚瑟·叔本华（1788—1860）

另一位著名的康德追随者是德国的无神论唯心主义者亚瑟·叔本华。这个头衔本身就表明，无神论者不一定是唯物主义者，尽管这两者有着共通之处。尽管并无证据表明叔本华曾为了获得智性层面的愉悦感和洞察力而吸服笑气，但他确实为了此种创造性目的而提倡使用其他麻醉品：

按叔本华的看法，不管致幻物质是否能在经验上提供洞见，至少它们能为智力和创造力提供动力。叔本华确实认为神秘主义意识在理性哲学意识的终点处生发——他认为前者是对知识的补充，而不是阻碍。此外，他的美学理论和他对柏拉图理型论的重构也可以用于诠释迷幻剂的使用体验。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没有就他所服用的药物的作用写更多的文章。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大量吸食这种化学制品。然而，这位可以说是他的继任者的人物确实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反基督教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尼采在年仅24岁时就成为了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的语文学教授。在叔本华哲学的框架下，尼采在《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The Dionysian Worldview）一文中，以这段话开启了他的哲学生涯：

“人能够在两种状态下产生存在之狂喜的感觉，即梦境和酒醉。”

在哲学生涯的最后，他提到自己在“灵感”降临时会听见雷鸣般的神圣声音，并声称自己是“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信徒”——狄奥尼索斯是酒神、森林之神。在这两段陈述之间，尼采服用过各种各样的毒品，这些毒品可能对他那动摇文化、宣告上帝之死哲学有所影响：“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由于慢性偏头痛、恶心和抽搐，尼采经常服用鸦片。这本身就影响了他的思维，从他写给密友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尼采甚至在他的著作《快乐的科学》中用了两首诗来描写鸦片这一罂粟提取物。尼采后来也开始大量服用氯醛，氯醛表面上是镇静剂。他臭名昭著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定期照顾他，她写道：

已故神经病理学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也曾大剂量服用氯醛。在他的著作《幻觉》（Hallucinations）中，他对某次服用氯醛后产生的幻觉体验这样描述：

顺带一提，奥利弗·萨克斯还写到了某次服用安坦（Artane，苯海索）的体验，与此篇文章的主题有所关联：

罗素有次曾写下这样的话反对尼采：“我认为驳斥尼采哲学的最终论据，就和驳斥任何令人不适但内在自洽的伦理一样，不在于诉诸事实，而在于诉诸情感。”

尼采的伦理哲学，或者说他那缺少伦理的哲学，也许可以由他后来所著杰作的标题《超越善与恶》来概括。尼采的理想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由超人（Übermensch）主宰的酒神时代，他用它取代了由基督教上帝和祂的道德体系主宰的时代。超人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断。第一个用英语系统介绍尼采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奥雷吉（A. R. Orage）如是写道：

而尼采确实体验过新的意识模式。1884年8月，当尼采将水合氯醛与溴化钾混合时，他的朋友蕾萨·冯·薛赫芙（Resa von Schirnhofer）正计划去瑞士的锡尔斯玛丽亚（Sils-Maria）拜访他。在尼采因病卧床一天半之后，冯·薛赫芙主动上门探望，被领进了餐厅——然后：

这是我们能从尼采那里获得的，最接近典型迷幻体验报告的文字。冯·薛赫芙还告诉我们，尼采作为一个医生，可以从药剂师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任何药物。冯·薛赫芙提到，尼采总是惊讶于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他是否是一名医生。一位语文学博士是不可能拿到他所深陷其中的那些丰富药物的。尼采的妹妹和母亲声称，正是这种对药物的滥用（后来他还服用了一种“爪哇麻醉剂”），导致尼采陷入疯狂，并最终在十年后逝世。

在我的《实体论》（Noumenautics）一书中，我提出，尼采在自传中提到的那种罕见的“灵感”的形式，最好理解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幻听，而他的幻听是由化学手段造成的。正如苏格拉底听见了他的神灵（daemon）一样，尼采也听到了酒神的声音，最终他自己成为了酒神，以神之名作为自己的签名。尼采所服用的药物可能使他成为了回归此世以取代基督的上帝。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

尼采很少公开自己的药物使用情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詹姆斯是一位深刻而细致的思想家，他对于使用迷幻剂对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潜在作用直言不讳。在他的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他写道：

本杰明·保罗·布拉德（Benjamin Paul Blood, 1832—1919）是一位鲜有人知的哲学家，也吸服笑气，正是在他的著作的催化下，詹姆斯得出了这一由化学物质启发的洞见。看起来，这一洞见使他接受了与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 1801—1887）的泛心论和泛神论有关的其他意识形式。在黑格尔和柏格森（Bergson）的帮助下，詹姆斯在他后来的著作《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 1909）中力推这一形而上学的立场。例如，詹姆斯写道：

迷幻剂不仅帮助启发詹姆斯，令他建立了一套超自然宇宙学，也令他声称自己理解了德国辩证唯心主义者黑格尔（1770—1831）的宇宙学：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1910年3月31日，亨利·柏格森写信给威廉·詹姆斯：

虽然柏格森自己并没有沿着这条在他看来最有价值的道路向哲学进发，但他也被写进了迷幻哲学的历史中，因为他的形而上学经由英国哲学家查理·布罗德（C. D. Broad, 1887—1971）的传播，被阿道司·赫胥黎公开引用在了《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书中——这可能是最著名的探讨迷幻体验的著作：

柏格森的这种所谓“减压阀”理论作为对迷幻状态的心理物理学解释，在迷幻剂使用人群中一直非常有影响力。这种观点认为，与流行看法相反，大脑并不产生意识，而是根据实际目的过滤意识。我曾在其他文章中对如何用柏格森的理论解释迷幻体验的多样性提供了细致的阐述。

最近，帝国理工学院对服用迷幻剂的人员进行了脑成像研究，柏格森的理论被再次提及。这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是由阿曼达·菲尔丁（Amanda Feilding）领导的贝克利基金会（The Beckley Foundation）赞助的。研究结果于2016年4月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期刊上，菲尔丁伯爵夫人在文中指出：

（beckley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4/AF_Coming-of-Age-of-LSD_Royal-Society.pdf）

这项研究的首席神经科学家，大卫·纳特（David Nutt）教授，对早些时候一项关于裸盖菇素（迷幻蘑菇中含有的一种精神活性物质）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7-13282-7）

虽然这项研究对柏格森的信徒而言似乎前景可观，但是我们应该保持谨慎，因为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仍处于新兴且稀缺的阶段，而且对于我们所命名为心灵和物质的二者之间如何联系这一问题，仍然亟待解决，至今无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心灵哲学家们应该注意到，要想获得这样的答案，可能正需要进行这样的研究——纳特教授也声称：

“如果你想要了解意识，你必须研究精神活性物质。”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在阅读诗人波德莱尔1860年写作的《人造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s）后，瓦尔特·本雅明被引诱着用起了哈希什（hashish）和其他精神活性化学物质，而这本书本身就受到了托马斯·德·昆西的作品启发。本雅明的《论Hash》（On Hashish）是一册于其死后发表的作品集，内容不仅与哈希什有关，还论及了鸦片、氧可酮（eucodal）和墨司卡林。

本雅明和他的朋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携手进行了这些精神活性实验。布洛赫在他的主要著作《希望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Hope）中赞扬了这种药物增强想象力的能力，而想象力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

本雅明所写的有关迷幻剂使用体验的文字并不成体系，不过其中有许多非凡超群的片段：

塞巴斯蒂安·马林科洛（Sebastian Marincolo）认为，这些体验对本雅明具有内在价值，除此之外，它们还具有工具性价值，因其启发本雅明产出了那些令他闻名遐迩的成果，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功能性移置（functional displacement）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光晕（aura）这个概念：一个客体所处的、赋予客体功能的时空文化环境。本雅明的一份迷幻体验报告写道：

马林科洛接着讲述了本雅明所注意到的这种功能变化（从一件供阅读的物品变为躯体的一部分）如何对他的代表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产生了影响：

身为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德国犹太人，本雅明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注定了他命运多舛。尽管尼采痛斥反犹太主义，但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却持鼓励态度，嫁给了一名反犹太主义的领袖，并与希特勒成为了朋友。这种偏见似乎极度地激怒了本雅明，以至于在他1934年的一次墨司卡林体验中反映了出来：

1940年，本雅明在试图逃离纳粹政权时去世，死因很可能是吗啡过量自杀。与此同时，在法国，另一位哲学家——本雅明对他只有满腔怒火——正在巴黎以知识分子和德军上尉的身份闲逛、社交：他就是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

恩斯特·荣格尔（1895—1998）

荣格尔之所以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他出版了记述一战服役经历的回忆录文集，一般认为，这些回忆录是对暴力的颂扬。如前文所述，他因表现勇武、能力超群受勋，后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荣格尔两次拒绝了纳粹帝国议会的席位，并且他与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用炸弹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有一定的联系——荣格尔或许认为这位独裁者有些过分左倾了。

参加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称荣格尔是“尼采真正的继承人”。毫无疑问，他确实继承了尼采对药物的追求。1970年，荣格尔出版了《近似者：药物与迷醉》（Annäherungen: Drogen und Rausch）一书，他在书中创造了脑航员一词：迷幻剂世界的宇航员，精神宇宙的探索者。这部作品虽然有瑞典语译本，但仍未以英文出版。

艾伯特·霍夫曼是荣格尔的朋友，他在著作《LSD：我那惹是生非的孩子》（LSD: My Problem Child）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荣格尔。荣格尔与海德格尔和霍夫曼之间都保持着信件来往。在其中一封写给化学家霍夫曼的信中，荣格尔谈到了迷幻体验的价值之一：

在十多年后写给霍夫曼的另一封信中，荣格尔写道：

霍夫曼和荣格尔曾多次一起服用LSD和裸盖菇素。看起来，这种体验对于荣格尔来说有着更深刻、真实的一面，它触及了精神的、形而上的、末世论的事物。霍夫曼讲述了这样一次经历：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

有趣的是，迷幻体验并不一定使人确立左翼、自由主义或新纪元主义的世界观。荣格尔是这一理论的反例。另一位尼采的追随者，同为脑航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也与这种世界观保持了距离；他在服用迷幻剂后产生了一种更虚无主义的宇宙观：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同样认为迷幻体验可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然而，马尔库塞回归了左翼阵营，他在《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 1969）中指出，这种颠覆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引向对道德的拒绝，而是因为它引向对资本主义的拒绝：

马尔库塞继续指出，如果迷幻剂带来的“人造天堂”会消除冲破资本主义框架的革命所必需的冲动和理智，那么这种通过迷幻剂进行的知觉重置就是有害的。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之所以走上哲学之路，是受到了柏格森作品的启发。1935年，萨特决定注射一针墨司卡林，以更好地理解意识，希望从中获得灵感。这段经历为他的著作《论想象：心理学批判》（Imagination: A Psychological Critique, 1936）提供了素材，还让他写出了以迷幻意象为特点的小说《恶心》（Nausea, 1938），该书使他声名远扬。然而，对萨特来说，这次注射墨司卡林的经历是有代价的，一份恐怖的代价：

这一妄想症在萨特体验墨司卡林之后持续了数周，瑞典脑航员帕特里克·伦德伯格（Patrick Lundborg, 1967—2014）是这样描述的：

米歇尔·福柯（1926—1984）

另一位致力于尼采权力观的法国自由思想家是米歇尔·福柯。他从迷幻剂中获得灵感，但很少写到它们。一个例外是福柯1970年的文章《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其中在谈论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时提及了LSD和鸦片。福柯写道：

在福柯因艾滋病逝世的两年前，他表达了对写作以下内容的兴趣：

不幸的是，这项研究从未开始。与此同时，他的友人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菲力克斯·迦塔利（Félix Guattari, 1930—1992）虽然也参与对迷幻剂的讨论，经常提及诗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 1899—1984）对墨司卡林的使用，但他们对于迷幻剂的价值抱持着些许轻蔑的态度，例如，从他们的著作《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us）中可以看出这点。这种悲观情绪与发明迷幻剂（psychedelic）一词的精神病学家汉弗莱·奥斯蒙德（Humphrey Osmond, 1917—2004）所设想的乐观的墨司卡林项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外察项目（Outsight）

外察项目是迷幻文化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不过它从未成真。这个项目是由汉弗莱·奥斯蒙德、神经哲学家约翰·斯迈西斯（John Smythies）和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20世纪50年代策划的。正如奥斯蒙德所概述的那样，项目的目的是收集“50到100个哲学、文学和科学界的著名学者服用墨司卡林后，对其体验的个人反思”。这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布洛德、艾耶尔（A. J. Ayer）、普赖斯（H. H. Price）、杜卡斯（J. C. Ducasse）、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卡尔·荣格、爱因斯坦和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这些大人物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但遗憾的是，外察项目的资金从未获得批准——组织者将所遭到的拒绝部分归咎于当时保守的还原主义。

很不幸的是，第一波迷幻文化浪潮兴起的同时，心灵哲学正处于最简化的阶段。也就是说，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在语言哲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刺激下，青睐这样一种观点，它把心灵简化为仅仅是语言错乱、语言功能、实在的行为或实体的身份。如果我们今天重新提出外察项目，用我们不那么简化、多样的理论来解释思维—物质关系——叔本华称之为“世界结”（world-knot）——那么也许更有可能会拿到资金。

末世论（Eschaton）

迷幻体验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不同的哲学家。它那多面、反常、陌生、令人敬畏，有时甚至是可怕的本性并不容易分析。事实上，它往往突破了可以用以进行分析的现象学标准。但也因此，这种新奇的现象可以被看作是现象学工具箱的扩展，而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用哲学的漠视来对待的神秘异常现象。正如怀特海强调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