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本文中作者故意没有使用“异性恋的”（Heterosexual）或“同性恋的”（Homosexual）这样的词汇，以避免读者将人类的性观念代入到无关人类的动物性行为领域。不仅如此，文中所使用的两个替代词汇“非同性别性行为”（Different-sex Sexual Behavior ，DSB）以及“同性别性行为”（Same-sex Sexual Behavior ，SSB）可以更准确地形容我们在生物个体之间观察到的性互动——因为这样的中性用词并不会暗示该生物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接触时会延续某种性行为偏好。
科学家们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动物会和同性别的个体进行性行为。在生物界，这种同性别性行为包括骑乘行为、发声或发出其他信号的求偶行为、舔舐性器官的行为，或通过某种方式射精的行为。目前已观察到存在同性别性行为的物种已超过1500种，且极具多样性，从灵长类到海星，从蝙蝠到豆娘蜻蜓，从蛇类到线虫类。
在最近的几十年，无论是各种新假说还是各项新实验，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往往集中在动物为什么要进行一种无法实现种族繁衍的性行为。在最近一篇发表于《自然生态与进化》（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的文章中，我们（译注：指代该文章的多名共同作者，下同）回顾了一下生物学家们提出的假说与理论，包括那些未经讨论就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假设。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19-1019-7）假设之一，所有针对生物同性别性行为的解释都无一例外地把这种现象定性为一种“进化论的悖论”，生物学家们认为这种性行为对于种族而言代价高昂，于是他们进一步假设：要么这种行为产生了巨大的价值还尚未被发现，要么这种行为可以免疫于自然选择作用，虽然原因不明但无法被自然选择淘汰掉。由于大多数研究生物同性别性行为的科学家往往只关注其研究涉及到的一种生物，这种割裂的观察方式就导致了假设之二，即：这种行为是在不同的多个生物物种之中分别单独进化出现的。但是这些假设背后真的有严肃研究作为支撑吗？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而且这些假设更多来源于文化意义上的道听途说，而非科研领域的严谨证明。这种道听途说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生物同性别性行为是一种代价极高的浪费。因为进行该行为的生物个体投入了大量时间、能量以及生存资源，却没有获得生物适应性方面的显著回报。当对比生物的同性别性行为以及非同性别性行为时，人们经常提起并夸大这种浪费。由于非同性别性行为显然可以延续后代，并提高种族的生物适应性，因此通过比较科学家们推断：非同性别性行为的效率极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物通常要进行大量交配活动才可以获得数量相对很少的后代，而且有大量的潜在因素可以导致非同性别性行为无法延续后代。换句话说，生物的异性性行为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是的，几乎没有人能清楚回答：如果站在整个种族的高度考虑繁衍成本，比起同性别性行为造成的浪费，未能延续后代的非同性别性行为带来的浪费到底哪边更大？
至于为什么说某些假设不具备科学的严谨性，在此举一例。在生物学领域，可以观察到很多广泛存在于大量物种中的行为特征，就像同性别性行为这样，而对于其他的行为特征，生物学家往往会考虑进化中是否存在继承、延续的可能性，即：某些同样具备该特征的物种，是从其共同祖先那里一次性或阶段性继承了这样的特征，而非由这些物种分别且单独完成该特征的进化。
然而据我们目前调查所知，对于同性别性行为这一生物行为特征，竟然没有生物学家考虑上述进化模型的可能性。上述两个例子中的假设大量存在于现有研究的底层逻辑之中。不仅如此，这样的科学假设还会得到社会文化中异性恋世界观的肯定，从而导致人们进一步加强认识，把动物同性别性行为当作一种异常现象。而这种异性恋世界观也许正是该领域研究中大量假设的来源，这可能就是学者极少对此提出疑问的原因。我们在论文中提出了这种观念微妙转变的重要性，这将帮助我们打开新的大门，理解生物丰富多样、代代流传的性行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同性别性行为。与其抱残守缺，继续盲信同性别性行为是某种异常、某种独立于非同性别性行为的现象，我们在论文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无论是个体还是种群，生物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性行为，这包括同性别之间的，也包括非同性别之间的，更包括其他的组合方式。基于这个全新的观点，我们也提出了新的进化模型：同性别性行为有没有可能早在生物进行任何性行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呢？
在我们的假说中，大量物种的祖先都是在不分辨对方性别的前提下进行性行为的。之所以原始生物的个体之间无视性别展开性行为，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足够能力在交配的同时辨识性别信息，或者说是与繁育有关的性伴侣信息——比如在体型、形状、颜色、体味等等方面的差别。
不辨识对象性别就进行性行为并非浪费，这种繁育模式带来的益处其实大于其消耗。试想，为了识别交配对象，生物首先需要升级自身的生理构造及意识水平，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不仅如此，当生物获得了识别、筛选交配对象的能力，该项能力同样可能造成生物个体错过交配机会，这对于种族适应性来说同样是一种浪费。
因此我们假设：之所以今天可以在生物界观察到多种多样的性行为方式，追根溯源，它们都来自于祖先的无差别交配习性，无视性别的交配在远古可能是一种主流。当然，在某些物种的演化路线中，同性别性行为的确造成了过多的生存资源浪费，并因此导致该物种被自然选择淘汰。但是，对于那些同性别性行为并未造成过多资源浪费的物种来说，这样的习性有可能同其他对该物种有益的习性一起被保留下来了。
今天的科学家们总是对动物的同性别性行为缺乏全面认识，就连这种现象在生物界的存在广泛性也不甚明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上科学界曾经把动物的这种习性视为一种不得体的、无意义的、极其偶然罕见的现象。我们预测，如果针对动物界的同性别性行为进行系统科学的资料整理，并量化同性别性行为与非同性别性行为带来的生存资源浪费，那么研究者将发现同性别性行为远没有今天通常认为的那样罕见，更没有想象中那样浪费资源。动物的同性别性行为也许可以追溯到其祖先的性行为习性，但是在研究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提出该理论与人类性行为及其文化内涵并无关系。我们可以在其他场合讨论人类性行为的规范问题，但这并不在本课题的科研范围之内。事实上，人类文化对生物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生物学研究能对人类文化产生的影响。当然，影响人类文化也并非我们的科研目的，我们期望提出这样的假说，拓展人类理解生物多样性的科研视角。我们希望能鼓励那些勇于提问的学者，当我们摆脱了文化规范的束缚，当我们摒弃掉多年来约定俗成的印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释放出科研创造力，探索生物进化的更多可能性。在这方面，生物学家们还需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该学科就提供了一种审视科技发展进程的重要视角。如果该学科的学者与生物学学者在本文讨论的领域建立跨学科合作，并且让更多的科学家们了解到社会与文化正在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所有学科的研究中，就有可能让今天的生物科学更加稳健地进步。【译注：“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目前并无通用的中文翻译，在此意译为“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该学科旨在研究社会、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科学研究，并推动科研革新的，以及科学研究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政治及文化的。】（en.wikipedia.org/wiki/Science_and_technology_studies）
我们希望通过提问和怀疑来修正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的提问与怀疑也无法摆脱我们目前对世界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会提出怎样的假设，以及我们会进行怎样的推论。因此，在提出假设、设计实验、解释结果的过程中，科学家必须始终对一个关键问题保持警醒：自己是否已经潜移默化地将个人视角、偏见、假设代入到科研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实践，并更好地积累知识，科学领域能否进一步吸纳不同的观点，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并允许多种声音同时存在以消除来自单一声音的偏见，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谁知道未来的文化领域会把什么样的假设抛到科研领域呢？文/Ambika Kamath, Julia Monk, Erin Giglio, Max Lambert, Caitlin McDonough
译/冯·克雷
校对/安布里奥·伊万科夫
原文/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why-is-same-sex-sexual-behavior-so-common-in-animal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冯·克雷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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