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一词首见于被历代尊为“医家之宗”的《黄帝内经》。该书分《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书中三处明确提出“治未病”的概念,成为中医治未病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框架。
在《素问•刺热篇》中指出:“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从这段表述中,可以体会到及时发现、早期诊断和治疗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在《灵枢•逆顺》篇中还提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这里补充强调了未病先防的另一方面含义,疾病出现某些先兆,或处于萌芽状态时,应采取措施,防微杜渐,把握时机,予以治疗,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以此为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历代医者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使“治未病”思想得到广泛的运用,同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完善“治未病”思想。
这里还要再次提及开篇所提到的扁鹊,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医者。他“治未病”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在蔡桓公的病案中。史家巨擘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作传,为此感叹道:“使圣人予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足见扁鹊精湛的医术和“治未病”思想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张仲景像
时间来到了东汉,史称“医圣”的著名医者张仲景,对“治未病”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以其所著《伤寒杂病论》一书为标志,“治未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说,其中关于养生保健,均有涉猎;治则方药,一应齐全。其“治未病”思想主要包括:无病重防。在健康状态下,重在摄生以防病;同时提倡饮食有节,保持精神愉悦,起居有常,在此基础上通过导引、吐纳等方式锻炼身体,提高抗病能力。即在疾病发生以后,应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与转变。此为张仲景“治未病”的中心环节,特别强调早期治疗,将治未病的脏腑作为既病防变的重要措施,注意慎治防变。
此后,东汉华佗创立五禽戏健身法,晋代葛洪强调气功摄生,都对治未病的实践应用进行了深化。
孙思邈像
孙思邈,唐代著名医者,在治未病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他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阶段,要求医生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善养性者,治未病之病”。他主要从养生保健和欲病早治的角度着眼,创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到了明清时代,“治未病”理论日臻成熟,这个时期的医者们在临床实践中灵活应用“治未病”理论,大大丰富了治未病的方法和手段。明代著名医者张景岳提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一语中的地指出了“谨于微”就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明末清初的喻嘉言也是治未病思想的大力倡导者,并专门撰写了《医门法律》,其中的一些方剂,就是基于“治未病”的思想提出的。
清代叶天士对于治未病研究颇深,作为温病学派创始人,在《温热论》中提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这种提法进一步阐明了“治未病”的另一层涵义,即在疾病过程中要主动采取措施,防变于先,控制病势发展的思想。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完善,结合现代医学理论,中医“治未病”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未病先防”,在疾病未形成之前,对可能导致疾病的各种原因,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其中的关键在于以养生为要,贯穿于日常饮食、起居、情志、欲望等方面,从而达到防病的目的。
(2)“见微知著”,对某些疾病出现的前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
(3)“有病早治”,有了疾病应该及早对症治疗,不要延误病程,不要把小病拖成大病,轻病拖为重病。
(4)“已病防变”,把握疾病的传变规律,及时阻止疾病的蔓延、恶化和传变。
(5)“病后防复”,在疾病尚未发作的稳定期或间歇期即提前采取巩固性治疗或预防性措施,防止疾病的复发。
“治未病”思想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其所奠定的医学理论基础和医学的崇高目标,倡导惜生命、重养生,防患于未然。
“治未病”思想是中国医药学奉献给人类的思想体系,闪烁着远见卓识和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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