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农民家庭，浸染了农民的憨厚、真实、直率和豪爽的性格；自幼在山里长大，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熏陶出了山一样的坚韧品格。在这个物欲横流、世故而又造作的时代，这样的性格和品格既给予我力量，也让我倍受磨练。

一、沐浴改革开放春风服务时代发展需求

1988年7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调研处，从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和《要报》工作。这是我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在这里，能够接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能够面对面地接受学术大家的教诲，使自己在见识上、做学问甚至做人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应该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接触面很广，这使我的知识面得到了极大拓展；由于与大师为邻，让我知道，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应该为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成果，做什么样的课题才有意义。这使我此后的研究选题无论何时都从大局出发，考虑国家的需要和时代的需求。而更为重要的是，此间与学术大师们的交流，使我在思想上产生了飞跃——不仅在看问题的视角上，思考问题的方法上，解决问题的立场上都有了分寸得当的把握；也让我真正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个人的命运，只有与祖国的需要和时代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感觉充实和值当。

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躲过了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赶上了考大学，避免了以成分论英雄而使自己处于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又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对于自幼喜欢读书钻研的我，深深感到应该深入研究现实问题，总结出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

时代给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片广阔的蓝天。为了使自己所学能够得以所用，我申请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研究。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改革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无穷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创造活力，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影响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问题，治理贫困，脱贫致富等。我到农村发展研究所以后，参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我分担了“粮食平准基金”专题的研究工作。通过深入基层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小步快走，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体制改革”的主张。该课题成果为中国粮食生产和流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机制保障，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走出了“多了多，少了少”（有人戏称为扭秧歌舞）的局面。

在中国，长期以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中的基础。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就是国民的真实心态。正是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导致粮食生产体制上和流通机制上的创新，实现了“统购统销——双轨制——市场流通”的变革，这是流通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粮食市场流通的稳定，使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有了稳定的基础，也为20世纪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自己只是一个参与者，做出的贡献也微乎其微，但通过亲历变革时代，勇于突破旧有模式，并为探索与创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流通模式从事开拓性的工作，确实感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并为这种价值感到欣慰和自豪，人生中有这种经历是值得自豪的。

农民逐步解决温饱以后，他们开始寻求更高的发展目标。首先，他们向着富裕目标迈进。然而，在农村现有的一亩三分地上，要实现富裕却是很难的。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从土地上剩余出来的劳动力，开始了“孔雀东南飞”式的劳动力大转移，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新就业模式（进入21世纪，则不仅要进城，还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这既是中国农民对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创举。然而，在刚刚解决温饱的中国大地上，这么多的农民流动起来，如果缺乏具体的引导和政策，自然而然地也就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的需要就是应该研究的课题，就是我们选题的方向”，于是，我又着手当时最棘手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较早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当时被称为“盲流”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撰写并出版了《潮落潮涨——民工潮透视》。随着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我清醒的意识到，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根本的原因不在“三农”问题本身，而在“山”外。

中国人口众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忽视广大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而且现代化不仅仅是追求GDP，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将治穷与治愚并重关注，否则，即使实现了物质上的现代化，也难以达到现代化对人的素质的要求。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我的研究生涯进行了一次大转身，投入到以建设国民科学素质为主要使命的科普领域，积极从事科普理论研究工作。

二、立足需求勤耕耘思想激荡得创新

科普工作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甚至之前都不知道还有中国科普研究所这么一个研究单位。但是做研究工作形成的思维敏捷性，做新闻工作所形成的问题敏感性，以及长期观察思考而得的启发，使我直觉地认为，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来说，治愚比治穷更重要，也更艰难，深悟治愚才是治本，治穷仅仅是治标。如果不能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势必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甚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鉴于这么一种思考，我还是高兴而情愿地步入科普研究这个陌生的领地。

从研究炙手可热的经济问题，一下子转到无人问津的科普研究，就象从闹市回到深山，是那么地幽静，然而风景又是那么地美好。随着对这个领域的了解，我觉得科普研究领域到处都是肥沃的土地，只要稍加耕耘，撒上种子，就会有不错的收获。通过一段时期的基础理论补课和学习，我对科普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对科学素质建设重要性认识也不断加深，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风光旖旎的大花园，科普事业充满了迷人的奇景，对这个大花园一时充满了无穷的兴趣，而这正是科学研究工作者最强的动力。很快我就深深地被吸引并热爱上了这块原始、自然、尚未开垦的土地。虽然，我国在科普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科普理论研究领域，却相当滞后，可以说，到处都是处女地。对于我来说，这正是一种难得的机会。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很幸运的是，无论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在中国市场经济报社从事新闻报道和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抑或眼下要进入的科普理论研究，我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大师级的学术领军人物，从与他们的交流、聆听中，领悟到学术研究的思想真谛并触及到灵魂深处。出于自己对问题的敏感和多年形成的研究素养，我认为，科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无形的、长效的、是一种极富发展后劲的事业，同时要为之投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科普工作不够理解，不甚重视，是因为缺乏对科普事业所带来的效果的认知肤浅而至；之所以导致对科普效果缺乏了解和认识，其根源是因为对科普效果缺乏评估性的研究、宣传和推广。于是，我选择了从研究科普工作（活动）及其所产生的效果开始，揭示科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阐释科普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唤醒科普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努力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三、荆棘多处鲜花绽人烟少处美景多

从事科普研究的15余年中，我在研究课题选择上有清晰的思考线路：一是国家需要，或者说学科建设需要；二是单位需要，也就是有利于科普研究所的长远发展。

科普效果评估研究，不仅是提高科普工作实效，更重要的是为科普研究起到矫正方向的作用，并为科普创新提供修正和完善的重要依据，这是科普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传播效果的评价研究，已经成为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科普效果评估研究尚属空白。2001年，该项目正式通过中国科协立项，我作为课题组执行组长，担任了从立项、设计、组织、实施等各阶段的主要工作，目前，该研究方向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并在科普评估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2005年以后，中国科普研究所在科普监测评估方面的研究课题已经占居该领域内的半壁江山。

科技传播机制研究是我承担和完善的另一项重要课题。受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委托研究，该课题组成员对5省11县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我国的科技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从传统的行政推动为主，转变为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从而适时地发现了我国科技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构建了现阶段我国科技传播机制的理论模型，提出了针对科技传播与管理体制建设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及切实可行的措施。

上世纪末，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与时代发展不和谐的浊流，一些人为了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大肆兜售迷信和伪科学，有的人甚至自称通天教主，神灵异常，用邪教来蛊惑人心和骗取钱财。在这种情况下，我毅然承担了针对现代迷信的特点、趋势和应对策略的研究课题，这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全方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渊源、社会文化背景、表现特点、发展趋势和对策进行研究的课题，其研究的主要结论已被国内多家刊物、网站刊登，一些媒体大篇幅地深度报道了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编撰出版了《透视现代迷信》一书，该书起到了科普推广的现实意义，对提高公众识别现代迷信的危害性，戳穿其相关的骗人把戏起到了理想的作用。但是，在做这个课题的过程中，一些同事好心提醒我，做这个课题会得罪神灵，会遭“报应”，劝我放弃。社会上的一些信徒和修炼人士，要我知难而退，并用威胁的语言吓唬我，直到现在，我的电话还经常收到宣传他们那些鬼话的传单。

回顾半百生涯，自己深以为，尽管在所从事的不同领域都留下了一些脚印，但格外钟情和热爱的还是科普研究事业。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科普所的10多年研究中，我完成了大大小小20多项研究课题，还策划、组织、参与了大量的面向实际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编写了《领导干部科普知识全书》、《当代科学知识简明读本》、《现代科普导论》、《现代科普教程》、《大学生综合素养》、《科普效果评估理论与方法》、《科普项目管理与评估》、《科技传播机制研究》、《透视现代迷信》、《科普效果评估案例分析》、《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建设与评估》、《科技馆常设科普展览的科普教育效果评估》、《科普项目管理与评估》、《中国科普资源报告（第一辑）》、《科普监测评估理论与实务》等著作。这些成果虽然是初步的，毕竟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些参考，也为科普实践、为国民的科学素质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于愿已足。

四、一枝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科普研究的过程中，我总感觉是在开荒，不断开垦出一块又一块处女地——从科普监测评估研究，到科技传播机制研究，又从现代迷信的成因和对策研究，到科普资源的开发和建设研究，并发展至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用研究，再到科普人才培养和评价研究，每一步都难以找到前人的足迹，都需要有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开拓性地进行理论的引进、方法的创新和体系的构建。

这些年，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突破，随着研究的深入，方法上也不断创新。目前，在科普监测评估领域，中国的评估理论和方法保持了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中国科普研究所还成立了科普监测评估中心，引进、创新了一系列的评估思维工具，这些工具不仅是促进组织学习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而且是实现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目前，国内从事科普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加大，国家教育部和中国科协合作，选择了6所985高校进行试点，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在科普研究所内部，从事科普监测评估研究的人已经从10年前的个别人，发展为一支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监测评估队伍，所承担的评估类项目也超过了10余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科普监测评估领域的研究，已经从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发展到思维形式的创新。这种评估思维及其方法，不仅是项目评估的重要工具，是审视项目执行正确性、从而提高项目运行效率和实施效果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从微观（如个人行为）到中观再到宏观系统，促进系统学习、改变，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科普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倡导科学思维、弘扬科学精神，以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建设科学文化家园。（本文由中国科普研究所 郑念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