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一生可通过“十个九”清晰回望，每一个“九”都标注着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重要节点。

1911年他生于上海，三岁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师大附中度过少年时光；1929年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1935年赴美国留学，1936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193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成为正教授，此前的1947年，他与蒋英结为伴侣；1959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当选党代表，期间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79年中美建交，他获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称号；1989年荣获小罗克韦尔奖；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他的生平贡献可分为三个阶段：1935年至1955年留美期间，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55年至1982年的27年，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发展，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及技术；1982年退休后，在系统科学、军事科学、教育等多个领域深耕27年，留下了丰硕成果。

钱学森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精准回应着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彰显着“国之所需，吾之所向”的赤诚。

第一次选择是报考大学专业。中学毕业时，面对数学老师建议学数学、国文老师推荐学中文、母亲希望子承父业等诸多提议，钱学森深受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发展铁路交通的构想影响，目睹中国铁路多由外国人铺设、相关人才匮乏的现状，毅然选择国立交通大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立志为中国造铁路。

第二次选择是改学航空工程。大学期间，上海遭受日本战机频繁袭击，中国缺乏制空权的惨痛现实让他深受触动。他下定决心改学航空工程，要掌握打下日本飞机的本领，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交通大学图书馆所有航空类书籍。毕业后，他以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踏上航空工程的学习之路。

第三次选择是从航空工程师转向航空学术理论研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工程硕士文凭后，他发现当时航空工程多依赖经验，缺乏理论指导。他坚信掌握航空理论能让工程实践事半功倍，于是向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通过冯·卡门教授的口试后成功入学。虽遭到父亲反对，但在未来岳父蒋百里先生的支持与斡旋下，这一选择得以实现，最终让他成为世界航空理论领域的杰出科学家。

第四次选择是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国科研工程建设。归国后，面对国家研制导弹、火箭的战略决策，当被问及"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时，钱学森给出了肯定答案。尽管他坦言自己更擅长学术理论研究，对工程事务并不精通，但国家的需要让他义无反顾地挑起技术领头人的重担。在当时经济薄弱、科研经费有限、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为中国导弹、火箭、人造卫星乃至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中国跻身航天大国之列。

第五次选择是退休后重返学术理论研究。70多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钱学森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想着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提出复杂系统概念，为系统学奠定基础；创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提出集大成得智慧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将系统工程理论从工程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发展为社会系统工程，为各领域实现长期整体最佳效益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勤奋笃行，终身不怠

钱学森的成功既源于天赋，更得益于极致的勤奋。留美期间，有一年圣诞节，他的犹太同学以为自己是最早到教室复习的人，却因收音机声音过大收到隔壁教室的敲墙提醒，开门发现竟是钱学森在刻苦钻研。晚年71岁退居国防一线后，他仍感慨“回国后在一线干了27年，以后不可能再有27年了，要抓紧余生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始终保持着勤奋工作的状态。

（二）严谨诚信，治学求真

交通大学时期的考试试卷工整规范，一生的书信、手稿皆字迹端正，这份严谨贯穿他的科研生涯。在美国期间，他收藏了2000多份涉及世界科技前沿的简报文件，回国后更是积累了24000多份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金融等领域的资料。1938年，27岁的他在《美国航空科学学报》发表一篇28页的论文，提交的手稿中，仅推理过程就有270多页，还包含老师的指导意见、修改建议及参考文献，尽显学术诚信。晚年他坚守“三不原则”：不在别人论文上署虚名、不参加非专业领域的成果鉴定会、退休后不当顾问类职务，始终恪守学术底线。

（三）勇于创新，开拓未知

读博期间，他致力于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等研究，提出的“卡门-钱方程式”为解决飞机超音速飞行的音障和热障问题奠定理论基础；成立的火箭研究小组，成为后来NASA的前身；1948年发表世界上第一篇关于火箭旅客飞机的论文，提出著名的“钱学森弹道方程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他借鉴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方法，创新科学管理模式，将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组织起来，攻克无数技术难关。80年代，他提出创建思维科学，主张将思维科学研究与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发展相结合，为计算机技术革命提供了重要思路。

（四）敢于担当，为国尽责

1955年归国后，面对东北工业基础落后、科研力量薄弱、人才匮乏的现状，陈赓大将询问“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坚定回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别人矮一截？”这句话成为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重要精神动力。60年代，苏联专家撤离，国家航天事业发展陷入困境，彭德怀元帅询问能否继续推进，钱学森给出肯定答案，让党中央和科研团队重拾信心。1966年，作为两弹结合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他与聂荣臻元帅在发射架下不顾危险，面对火箭出现凹陷的紧急情况，经反复演算果断下达继续发射的指令，确保试验圆满成功。

（五）跨界深耕，心系民生

退居二线后，钱学森的研究从未局限于单一领域。他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强调人文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量性与质性相结合。如今全国百余所学校设立的“钱学森班”，都在践行这一教育理念。在产业领域，他推动成立的内蒙古农业大学钱学森学院，为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沙草治理、沙漠治理提供了诸多有效方法。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最高概括，归纳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十大科学技术部门，倡导理工与文艺、科学技术与哲学、品德与智慧能力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钱学森之问”直指中国教育难以培养顶尖创新人才的困境。其核心在于教育体系过度强调知识灌输和标准答案，压抑了学生的批判思维与好奇心；评价机制急功近利，缺乏包容失败、鼓励探索的文化氛围；学科壁垒森严，制约了跨界创新。

破解之道须从根本着手：转变育人理念，从“唯分数”转向激发创新精神；推行研究式学习，让学生在主动探索中构建知识体系；打破学科界限，促进交叉融合；建立多元评价机制，营造宽容开放的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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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华大学“钱学森班”等探索已证明“进阶研究式学习”的有效性，通过“学得少却学得深”的模式，让学生早期参与科研，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回答“钱学森之问”需要教育体系和社会各界持续努力，共同培育让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