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粮备荒：“耕三余一”

汉代初期贾谊提出“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积贮粮食是治国之本。粮食生产有周期性，所以一定要有储备才能维持人们食用。粮食产地与食用地很多时候并不一致，故粮食运输在古今都是必需的。粮食运输的成本即使在现代来说也是非常高昂的，所以古代非常重视粮食的储存和运输，尽量减少中间的成本。古代粮食运输多采用成本低廉的水运，为此陆续修建了中国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仓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程度。据《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一般情况下三年耕作可以储存一年的余粮，九年可以储存三年的粮食。这种“耕三余一”的储粮备荒思想既反映了当时农耕的技术水平，也反映了时人应对粮食安全的智慧，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粮食安全说到底是一个动态安全，并非需要无限制地储备粮食，只要国家的粮食储存和生产能维持在一定水平就能保持安全。唐代漕运专家裴耀卿就指出：“仓廪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正是反映了这一思想。如果粮食积压太多，反而会面临着去库存的压力，也浪费了运输成本，所以粮食储存需要有合理的储备比率。

中国古代需要大量利用漕运才能维持各地粮食需求的平衡，如何处理好仓储与河道运输之间的关系是历代政府思考的重要问题，这就涉及到如何平衡漕仓的设置与河道治理成本。

保漕通运中遇到的治理难题

要保证仓储制度运转，不仅要在河道沿岸设立漕仓，还要保障水运畅通，节约运输费用。中国古代历代政府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修建漕仓、治河，就是为了保漕通运。

漕运需要可供航行的河道才能输送粮食。中国的河流多是自西往东流，上下游落差较大，通航条件并不优越。因缺乏南北向河流，故需要修建大运河沟通水系，实现南北运输的畅通。隋炀帝时期大规模修建运河，不仅加强了东西向运输，更首次实现了南北向沟通。

元代则首次贯通京杭运河，为明清的漕运奠定了重要基础。漕运相对于陆运来说成本较低，但开凿运河、治理河道并不是一次性工程，还需要长期专门的维护，成本仍然较高，存在不少难题：

一是开凿难度大。汉武帝时有人建议穿褒斜道，近四百里，武帝派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但却不可漕，未获成功。三门峡是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但因为地理环境制约，历代或开凿河道，或凿山架桥，或变革漕运，或采取迂回方式避开三门天险等方式，极尽全力对此河道进行梳理和整治，实际效果却难尽人意。

二是河水流量不均，很多水量不足，浅涩阻运。唐代漕运黄金时代，已经感到汴河水量不足，对航运十分不利。宋时河床日趋淤高，水感更显浅涩。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漕船相继入运京都，但因汴水浅，只得辇运，造成京城粮价颇贵。

三是泥沙淤塞严重，容易废弃。北宋时期漕运水道以开封为中心，有汴河、淮南运河、江南运河、黄河、蔡河、广济河及御河等。为了确保大规模漕运的运行，政府投入了巨大成本，对各漕运水道进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北宋灭亡后，大部分水道失去了必要的治理，河道状况恶化，导致湮灭、荒废。

四是航运与灌溉相矛盾。运河两岸多是良田、城镇，漕运需要保证水量，就会影响灌溉用水、民众用水。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都水监丞侯叔献请求引汴水淤闲田，王安石力主施行。几次放水后，汴河几乎绝流，重舟难以行驶，容易搁浅。

五是冬季冰封阻运，减少了运输量。宋时规定每逢冬十月即闭汴口，防止黄河浮凌进入影响到汴河运输。

这些难题使得秦汉以来政府为保障漕运，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河道开凿、治理中，运河畅通的情形在史书中并不多见，漕粮运输量也不稳定，起伏较大。汉武帝时山东漕运一年曾达到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而唐玄宗时在韦坚的改进下也不过漕运山东粟四百万石。由于河道治理的成本高，漕运艰难，在费损率高的情况下，唐代漕运会达到“斗米费斗钱”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漕运的数量。

来源: 国家治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