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松人参的加工史

人参加工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劳动人民从利用人参开始，就懂得对人参简单的加工和炮制。挖到山参，清除泥土，以青苔树叶裹之进行短途运输。若需长途运输，多阴干后用木匣包装。

晋代

张华《博物志》引魏文帝所记：“荠尼乱人参”。荠尼，系桔梗科沙参属植物，其干燥根颇与人参相似。这说明三国时期人参已能保存，荠尼可与人参相混。

南北朝时期

《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二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暴干，勿令见风。”

鉴真和尚带着加工出来的红参东渡日本，此后日本、朝鲜学习了中国的红参加工方法。

明代

生晒参和汤通参加工方法更加完善。冯兆张在《锦囊秘要》中曰：“人参采来入沸汤，略沸即取出，焙干或将生参置以无风处阴干。”

清代

人参加工的方法逐渐进步，方拱乾在《绝城记略》中云：“掘人参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日，日中晒，晒干后有大有小，有红有白。”《凤城琐录》中“人参采得后，刷剔泥土，置施秫箔和油纸的釜内蒸之，曝炙为干”。此法与现今的红参加工方法基本相同。

《鸡林旧闻录》中称：加工时，须将鲜人参置沸水中焯过，再以小毛刷将表皮刷净，并用白线小弓之弦将人参纹理中的泥土清除。将冰糖溶化，把人参浸入糖汁中1-2天，再蒸熟，取出用火盘烤干。这种加工方法，应属于加工掐皮参和糖参的较早记述。

长白山红参1979年开始试制，1985年正式投产。1987年9月抚松县研制的“长白山红参”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尤里卡金奖。

人参加工的历史，是从生参晒干到水煮晒干，进一步发展为蒸熟晒干或烘干。人参加工品种也由生晒（白参）、红参，逐步发展为糖参、礼品参等，同时又进行了成品参加工（二次加工），生产小包装、边条红参，特别是长白山红参，是诸多成品参中的上品。

目前，抚松县注册人参业户约3200余户，67户企业获得人参相关食品生产许可，人参龙头企业45户，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2户，人参医药类规上企业12户，中药饮片GMP认定企业、化妆品生产认证企业共10户。成功打造出人参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品、生物制品等五大系列多达600余种产品，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抚松人参贸易史

有文字记载的人参贸易，首先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的。《渤海国记》“朝贡中国”篇记载：“公元925年、公元926年、公元705年，渤海国曾无数次向唐王朝朝贡人参、松子等贡品”。宋《册府元龟》记载唐玄宗在位年间，新罗王金兴光先后遣使进献贡品中均含人参，有时达100千克。

宋朝

宋朝与辽国并立，在两国边境处设立了“榷场”（就是互市的市场）进行物贸交易。这个时期生存于辽东区域的各民族利用采集的人参与宋朝开展以物易物交换，进行原始的贸易活动。

明朝

在东北设置了四处“辽东马市”，统一收购和管理人参交易。处于强盛发展时期的女真人就在这个时期采集了大量的人参，用于和明朝交易，蓄积了大量资金，奠定了建立大清朝的物资基础。据《明辽东残档》记载，从万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三月，仅8个月中，海西女真人从开原广顺关与镇北关入市交易共26次，女真人出售人参1733.75千克。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朝采取突然关闭辽东马市、互市的措施，停止了人参交易的活动，以迫使女真人降低人参售价。

清代

统治者在采取多种采参制度垄断人参的同时，又限制人参栽培事业的发展，视“秧参”为伪品，不准药用。与邻国进行着极为少量的交流。

新中国成立前

东北所产人参均由各地山货栈包办经营，主要在营口、大连、安东（今丹东）等港口集散。东北人参到达各港口后，由京帮、沪帮、广帮等行部的货栈采购，并转销至国内各地，或组织出口。营口自从开港到1932年为止，一直是东北人参最大集散港口，在1925年前后的几年中，每年集散的数量可达100吨，约占东北人参输出总量的70%以上，输出金额将近输出总额的80%。

《奉天通志》记载，1927年东北人参输出总量为103754千克，1928年输为153339千克，1929年为109778千克。中国是世界上人参生产大国的地位，早已在历史上成为定论。

《抚松县志》载，清朝封禁期间，关内农民闯入长白山者“岁不下万余人”。光绪年间开禁后，北岗、东岗、西岗“三岗营参园，年可出参二十八万斤，每斤能值炉银五六两，出产额约占全国十分之七，总销营口分销全球。”

随着人参贸易的不断发展，抚松县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级人参交易专业市场——万良人参市场。全国80%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易，可以说是世界人参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2024年，鲜参交易量为2.975万吨，交易额为24.1亿元；干参交易量为0.9万吨，交易额为30亿元，林下山参交易量为15吨，交易额为1.4亿元。

来源: 抚松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