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是深化科学教育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建立了科技教育政策工具分类（X轴）与科技教育实践路径分类（Y轴）二维分析框架，对31份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文本进行系统考察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工具上，象征劝诫工具应用过溢，鼓励号召政策工具运用尤为频繁；实践路径上，侧重于青少年科技教育实践活动的参与，未深度参与教育评价、教师培训。优化我国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相关政策，应当科学配置多种政策工具，增强科技工作者参与教育评价和培训，聚焦科技教育政策效果评估。

科技工作者，又称科学技术工作者，是指在自然科学领域掌握相关专业的系统知识，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传播、推广、应用，以及专门从事科技工作管理等方面的人员，职业上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自然科学教学人员[1]。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有助于挖掘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潜力，拓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政策文本为考察国家治理的内部动力学提供了科学依据[2]。自21世纪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工作者参加青少年科学教育的文件，涉及教育资源建设、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政策制定等。当前，关于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相关政策文本的研究不足，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工具的类型与实践路径尚未明晰。基于此，本研究从政策工具的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对政策工具的选择、使用特点，以及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出未来科技教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对策建议。

研究设计

政策选择

21世纪初，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在此之前，为推进我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科技部制定了《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纲要》。因此，本研究以1999年1月1日到2023年7月14日为检索时间段，以“科技工作者”“科技教育”“青少年”为主题词，系统检索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等官方网络平台的相关文件，并参照以下标准进行了遴选：发文机构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国务院下属各部委或其他特设直属机构；发文内容与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密切相关；发文类型为指导意见、计划通知、规划纲要等；各类讲话、报告、回函和批复等非正式决策文本均不纳入。最终确定31份政策文件作为研究样本，依次按照颁布时间先后进行编号（详细内容见“中国科技教育”微信公众号“我国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相关政策的量化研究”附表1）。

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3]。从政策工具视角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一方面需要识别政策样本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及类型；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政策实施过程中实际操作的路径和方式。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科技教育政策文本内容的二维分析框架。

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关于政策工具的类型，本研究借鉴张根文对科普政策工具的分类[4]，结合科技教育政策的具体情况，将政策工具类型分为权威型、激励型、象征劝诫型、能力建设型和系统变革型。权威型工具是指政府运用合法的权威规范目标群体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措施[5]，多以“做好”“制定”“谋划”等语言呈现。激励型工具是指凭借正向或负向的反馈诱导目标群体采取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行动[6]，多以“表彰”“奖励”“激励”等语言呈现。象征劝诫型工具是指政府通过建立无形的愿景与价值观，使用劝服的方式引导目标群体自觉调整相关行动[7]，多以“鼓励”“支持”“宣传”等语言呈现。能力建设型工具是指依靠信息、培训、指导等方式提升目标群体的综合能力[8]，多以“加强”“搭建”“培训”等语言呈现。系统变革型工具是指通过对组织结构进行变革重新分配权威，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9] ，多以“改革”“改善”“整合”等语言呈现。具体政策工具的内涵见表1。

Y维度：实践路径维度

为加强对科技教育政策的多维审视，本研究引入实践路径维度进行研究。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实践路径包括：参与科技教育的政策制定、实践活动、教师培训、教育评价、资源建设[10]。具体实践路径的内涵见表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最终建立“科技教育政策二维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科技教育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编码统计

编码统计是科技教育政策工具的分析基础。本研究基于二维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过程中，按照“政策编号-政策工具类型”的编码方式，对政府文件相关内容进行逐句编码，归类所属政策工具和实践路径，建立“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详见“中国科技教育”微信公众号“我国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相关政策的量化研究”附表2）。为了确保文本编码的信度，本次政策编码统计由2位编码者共同完成。2位编码者独立编码，并交叉检验一致性。结果显示，不同编码者一致性达到80%以上，政策具体内容条目划分基本一致，表明编码结果具有一定可信度。

研究结果

政策制定主体统计分析

对出台政策的机构进行分析，不仅能够确定该政策领域的核心机构或重要信息来源，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政策领域横向部门的联系程度和政策涉及的范围[11]。据统计，31份科技教育政策文本的制定部门主要有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等26个国家机关部委（表3）。由表3可知，中国科协出台政策的次数最多，在联合行文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国务院及其各职能部门是政策颁布的重要力量，单独行文发文共11次。此外，部门联合发文数量占比约48%，表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各部门合作治理的理念增强，青少年科技教育管理跨部门协同合作日益密切，逐渐形成齐抓共管、多措并举的工作局面。

科技教育政策二维分析

在对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科技教育政策的二维分布（详见“中国科技教育”微信公众号“我国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相关政策的量化研究”附表3）。

政策工具维度结果分析

分析发现，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分布呈现不均衡现象。一方面，科技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聚类现象突出（图2），说明国家目前主要采用象征劝诫这一政策工具推进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希望通过宣传、倡导等方式营造重视科技教育的社会氛围，强调科技教育对于青少年成长和国家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各类型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方式存在差异。在象征劝诫工具的运用中，均采用“鼓励号召”措施，多见于《中国科协科普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等统领性文件。在激励工具的运用中，“奖励措施”居于主导地位，“经费支持”次之。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惩罚警示作用的“惩罚措施”工具和规范科技教育工作行为的“劝诫规劝”工具未被采用。在权威工具的运用中，“要求”和“标准”是政府首选的理想取向工具，“监管”工具使用频率较低，“评估”工具未被采用。在能力建设工具的运用中，“引导支持”使用频率最高，“政策倾斜”次之，“制度建设”占比为0。此外，系统变革工具的运用则全部体现为“体制改革”。

图2 我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的工具类型分布

实践路径维度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增强科技教育政策工具分析的全面性，引入了实践路径维度。一方面，不同实践路径下，科技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差异显著（图3）。在教育实践活动维度，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多；在教育资源建设、教育政策制定维度中，政策工具使用频次较多；在教师培训维度中，政策工具使用频次较少。此外，政策工具的使用并未涉及教育评价维度，这一现象可能与发文部门的职能有关。另一方面，各类型实践路径下的不同维度，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存在差异。教育实践活动方面，教学活动作为主要途径，借助鼓励号召、引导支持、标准等工具，以实现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创新和质量提升；教育资源建设方面，人才资源占56.25%、科普资源占18.75%、平台资源和教材资源均占12.5%；教育政策制定方面，科技工作者以间接参与为主，占85.71%，主要借助的是激励工具和权威工具。教师培训方面，仅有2份文件提及，呈现年份间散点分布形态。

图3 我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的实践路径分布

研究结论

政策工具上，象征劝诫工具的应用过溢，鼓励号召工具运用尤为频繁

政策工具结果分析表明，政府在制定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的过程中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但使用比例的失衡现象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象征劝诫工具使用频次过溢，其余工具使用不足。据频数统计分析，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文本中大部分是象征劝诫工具（占58.06%）。而在象征劝诫工具中，鼓励号召一项就达到100%。鼓励号召工具运用过于频繁，往往由于先前相关政策未切实执行，而在后续政策文件中需要不断提及，从而产生过溢；或者先前政策虽被执行，但却达不到原定的政策目标，因而在后续政策中不断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过溢[12]。这些政策目标均为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保证科学知识的普及和青少年科技素养的提升，但事实是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能力建设工具占比较低的现象（占9.68%），表明政府制定科技教育政策时较多考虑短期效果政策成本,忽视了职能拓展带来的长远发展。同时，系统变革工具使用频次和比例最低（3.23%），反映政策制定主体倾向于采取局部优化措施，忽视了制度变革、权威分配、资源重组等复杂因素，导致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不足。

实践路径上，侧重科技教育实践活动的参与，未深度参与教育评价、教师培训

实践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教育实践活动的比重较大，并未深度参与教育评价和教师培训。据频数统计分析，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实践活动的比例超过半数，成为推动科技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具体而言，科技工作者利用自身科技资源联合中小学组织教学活动或科研活动，实现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全面提升。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资源建设占25.8%，政府通过推进科技教育多主体协同机制建设，宏观层面落实科教部门密切合作，中观层面落实科教组织机构互相配合，微观层面落实科教活动深度融合，建立并强化科技教育实践优质资源供给和专业支持保障体系。同时，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制定占11.29%，反映出政府倾向于将科技工作者的专长和经验融入最高层面的决策中，以充分发挥其在科技教育改革中的独特作用。

教师是开展科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其专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上述31份政策文本，只有2份涉及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科学教师培训的宏观指导，但并未给出具体的实施策略和建议。此外，目前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教育评价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参与机制和渠道。

我国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政策建议

科学配置多种政策工具

政府部门要重视政策工具类型配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具体而言，避免对象征劝诫工具的过度依赖，适当增加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的比重。象征劝诫工具虽然具备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但短期内难以看到显著的成效，应适度减少其使用频率。科技教育政策文本中，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占比偏少，不利于构建长远的科技教育体系。能力建设工具如人才培养、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能提升科技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系统变革工具如政策框架的优化、权力、资源的分配等，更是实现政策可持续执行的重要手段。科技工作者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注重对相关部门的权力配置，不断适应发展的新情境。

加强科技工作者参与教育评价和培训

实践路径方面，应当加强科技工作者参与教育评价和教师培训，促进科技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整合。科学教育的实施不仅需要明确严格的执行准则，也需要在执行过程中的有力监管与专业评测[13]。科技工作者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更准确地评价学生在科技教育实践中的表现，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比如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各级各类科技竞赛中，就可以邀请一些科学家或者科技工作者参与，以此提升科技教育活动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教师培训中，科技工作者的指导能够对教师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科技工作者在教育领域的角色与作用，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比如可以通过引导支持、经费支持、制度建设等政策工具，鼓励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与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此外，科技工作者还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工作坊、实践指导等形式，帮助教师更新科学知识、掌握先进的科学教育教学方法。

聚焦科技教育政策效果评估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政策评估结果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所选用的政策工具是否科学合理，进而帮助政策制定者调整和优化政策工具。因此，应该明晰政策目标，选择评估模式，加强科技教育相关政策效果的评估。一方面，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确保政策目标明确且易于评估。为了提高科技教育政策评估工作的可操作性，应适当将政策目标进行细化。另一方面，选择合适的政策评估模式，开展相关政策效果评估。德国学者韦唐将政策评估模式分为效果模式、经济模式和职业化模式[14] ，其中，效果模式下包括的目标达成模式，以政策目标为导向，评估政策执行的成效和结果。运用到科技教育政策评估中，目标达成模式关注的是政策执行的结果与政策目标是否一致。在评估政策效果时，需了解科技工作者的实际参与和组织建设情况，将实际效果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判断所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否合理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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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谭.公共政策案例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科学家精神融入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策略创新研究”（BHA230126)；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理工科大学生科学家精神教育及教材建设研究”（233096）；宜宾市双城协议保障科研经费（XNDX2022020025）

来源: 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