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临终前，依旧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外婆把乙肝传给了她，她又把乙肝传给了我和弟弟。她总是固执地说，乙肝是“遗传”的。每当这时，我都会轻声纠正：“妈，乙肝不是遗传的，是传染的。”但她只是摇头，仿佛这样就能减轻内心的愧疚。

我的母亲，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女人，十六年前，她紧握着皱巴巴的车票，跟随做泥水匠的丈夫来到城里。他们蜗居在工地的木板房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水泥渍。那些年，母亲能扛起一袋水泥在脚手架间穿梭，汗湿的碎发紧贴在她那被阳光晒成小麦色的脸颊上。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她就蹲在搅拌机旁，借着昏黄的灯光，小心翼翼地记下当天的收入：三十九块五毛。

几年后，父亲从泥水匠当起了包工头，母亲也脱下沾满尘土的工装，套上了厚重的围裙。她常常回忆，小时候家境贫穷，外婆总是将腊肉切成薄片，悄悄地藏在舅舅的饭碗里。如今，每当外婆按响我们家的门铃，我总能捕捉到母亲脸上那复杂而苦涩的表情——那些沾着山间晨露的青菜、裹着泥巴的土豆，还有半袋皱巴巴的红薯，被外婆视若珍宝地堆在玄关，而舅舅家收到的则是用牛皮纸包裹的腊猪腿和满满一篮子的鸡鸭蛋。

“你舅家房贷压力大。”外婆说这话时，总喜欢用干枯如柴的手抚摸着弟弟新买的衣服。

“弟是家里的根，不用找理由，妈，”母亲带着一丝抱怨，“我是嫁出门的女。”

外婆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她坐在沙发上，仿佛在自言自语：“娃娃们上学费钱。”

我和弟弟是双胞胎，人们口中的“龙凤胎”。我比他早几分钟来到这个世界，却因此背负上了“姐姐”这一沉甸甸的称号。小时候，我们形影不离，像两株紧紧缠绕生长的藤蔓。然而，母亲的目光，总是更多地停留在弟弟身上。

“弟弟小，姐姐应该让着弟弟。”这句话成了我童年挥之不去的咒语。无论对错，挨骂挨打的总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试图从弟弟碗里夹走一块红烧肉，他的哭声立刻引来了母亲。她手持木棍，边责骂边追打我，而弟弟则跟在后面，幸灾乐祸地笑着，仿佛在监督母亲是否真的在惩罚我。

穿衣镜前，我总是穿着弟弟淘汰的旧衣。偶尔得到新衣，也是地摊上廉价的旧款式，母亲刻意将我打扮成假小子，以便继续穿弟弟不再穿的衣服。镜子里的我，像一株被修剪得失去本真的盆栽。

弟弟的娱乐世界丰富多彩。五十元一次的游乐场，一百元的遥控车，只要他开口，母亲总是点头。当我想要一个洋娃娃时，母亲却说：“这不是女孩子玩的”。

学习上，弟弟成绩平平，却能参加各种培训班：语文、数学、书法、口才，甚至篮球。每节课两三百元的费用，母亲眼都不眨。当我提出想学舞蹈或钢琴时，她总是说：“家里不是挖矿的，哪有那么多钱。女孩子终究要嫁人，学好洗衣做饭就够了。”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想：重男轻女的思想是否也能“遗传”？外婆将这种思想“遗传”给了母亲，母亲是否也会将其“遗传”给我和弟弟？或许，只有当我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切。

二
我五年级的那个暑假，外婆因身体不适来到了我们家。我记忆中那是她第一次生病。第二天清晨，母亲领路在前，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外婆，紧随其后，前往离家不到一公里的县人民医院。母亲让我随行，一是搀扶外婆，二是我识字比她多，而外婆一字不识。

在医院门诊，一位约莫四十岁、戴着眼镜的男医生关切地询问：“老人家，您感觉哪里不舒服？”

外婆有些吃力地回答：“没有胃口，双脚无力，小便很黄……”

母亲紧接着补充：“我们发现她皮肤和眼睛都泛黄。”

医生继续询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外婆迟疑片刻，答道：“有十多天了……”

医生又问：“家里其他人有类似的表现吗？”

母亲回答：“没有听说，只有她一个人这样。”

医生进一步询问：“最近有没有服用过其他药物，包括中草药？”

外婆想了想，摇头说：“没有。”

医生追问：“您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吗？”

母亲回答：“没有，也没听说过，她第一次这样。”

详细询问后，医生为外婆进行了全面的查体，然后开了抽血和彩超等检查。

下午，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再次来到那位医生的诊室。外婆成了医生当天下午的最后一位病人。

“老人家，您患上了黄疸型肝炎，”医生说，“初步判断是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母亲很疑惑。

“乙型肝炎，俗称乙肝，”医生解释道，“是由乙肝病毒攻击肝脏，导致肝损伤，出现黄疸、转氨酶升高。病人会感到没有胃口、腹胀、双脚无力、尿黄，家人发现病人皮肤及眼睛发黄，就像老人家现在这样。”

“医生，那我家老太婆这病是怎么得的？”母亲追问。自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称呼外婆为“老太婆”，很少听她叫过“妈”。

“乙肝是一种传染病，主要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医生觉得这样解释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于是进一步详细解释：“血液传播，就是乙肝感染者的血液不慎接触到您的身体，通过您破损的皮肤进入您的身体，您就可能感染乙肝；或者您输了乙肝感染者的血液或血制品，共用注射器、牙刷、剃须刀，进行纹身、穿耳等，都有感染的风险。”

医生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继续解释：“母婴传播，就是感染了乙肝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或分娩时将乙肝病毒传给胎儿或新生儿；性接触传播，形象地说，就是夫妻双方，如果一方有乙肝，同房时容易将病毒传给另一方。”

医生详细地解释着，然而我们却听得云里雾里。这是我首次接触到“黄疸型肝炎”和“乙肝”的概念，想必外婆和母亲也是头一回如此详细地了解。即便她们之前听说过这些名词，对乙肝也是一知半解，从她们困惑的神情中便可知道。

“我还是不太明白。”母亲急切地追问，“那我家老太婆是怎么得上这个病的呢？”

“这个问题不太好直接回答，”医生耐心地说，“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并不清楚您的外婆是否有乙肝，或者您母亲的兄弟姐妹中是否有人得乙肝。如果家族中没有人有乙肝，那么通过母婴传播的可能性就较小；如果有，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存在。”

“乙肝还能从母亲传给孩子？”母亲惊讶地问，“那乙肝是不是可以遗传？”

“不是遗传的，是传染的。”医生强调，“乙肝是一种传染病，可以通过母婴传播传染给下一代，但这不同于遗传。”

“遗传和传染是两回事，遗传病和传染病也是不同的疾病。”医生继续解释，仿佛在为我们进行科普教育：“遗传病是由基因缺陷引起的，会遗传给下一代；而传染病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染给他人。乙肝，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但可以通过母婴传播传染给下一代。”

“我还是没明白遗传和传染，”母亲回应道，“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家老太婆得了乙肝，可能传给了我，我可能传给了我儿女。”

“乙肝不是遗传病，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它是一种传染病，可以通过母婴传播传染给下一代。”医生再次强调，“您母亲感染了乙肝，有可能传染给了您，有可能您又传染给了您的子女。您们应该去做个检查。”

“我们没有任何不适，不痛不痒的。”母亲说，“我们不可能有乙肝，不像我母亲那样没有胃口、皮肤眼睛发黄。”

“您们一家人最好做个乙肝两对半检查，”医生坚持建议，“感染了乙肝并不总是会有明显症状，只有通过血液检查才能确定。”

“我们不会那么倒霉的，怎么可能有乙肝？除了我家老太婆，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母亲仍旧不相信医生的话。

“老人家，您回忆一下，以前输过血吗？或在外边穿过耳洞吗？”医生温和地询问着外婆。

“她以前都没去过医院，更别提住院了，肯定没有输过血。”母亲一边说，一边轻轻指着外婆的耳朵，“你看，她的耳朵上连个洞都没有，从未见她戴过耳环，肯定没有穿过耳洞。”

“家庭条件不好，哪有钱买耳环呢。”外婆轻声叹息，“年轻时在我娘家就穷，没想到嫁到你父亲家后，日子过得更紧了。”

“不能排除是共用注射器导致的感染，”医生推测道，“在您母亲那个年代，注射器都是玻璃制的，高温消毒后在不同病人间反复使用。那时候对乙肝了解不多，那种消毒方式无法彻底消灭乙肝病毒。”

“她没生过病，怎么可能打过针呢？”母亲疑惑地问。

“您确定您母亲小时候从未生过病，从未打过针？”医生反问。

“老人家是怎么感染乙肝的，现在不必再深究。”医生显得有些疲惫，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耐烦，“当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治疗。”

“那我家老太婆的病情严重吗？”母亲似乎又找到了新的关注点。

“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医生回答，“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容易发展成重症肝炎。”

“那怎么治疗呢？”母亲追问。

“需要住院，保肝、降酶、退黄。”医生看了看手表，显得有些焦急，“抱歉，时间很晚了，马上去住院。”

“您母亲住院后，具体的治疗将由住院部的医生负责。明天我会去病房查房，如果有问题，可以再问我，好吗？”

医生开了住院证，递给了母亲，然后站起身，脱下白大褂，准备去洗手。母亲一看时间确实不早了，便不再多问，接过住院证，示意我搀扶外婆。我们一前一后，缓缓走出门诊大厅。

夏日傍晚六时，骄阳依旧悬挂天边，迟迟不肯西沉。大地被烤得滚烫，热气如同蒸笼中翻滚的蒸汽，缓缓升腾，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闷热。一位中年妇女，如同潜伏已久的猎人，目光锐利地注视着我们，随即快步向我们走来。

“大姐，您也是来医院看病的吗？”她拦住了我的母亲，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不，是我家老太婆。”母亲回答，目光在中年妇女身上打量，随后指向了我的外婆。

“婆婆得了什么病？严重吗？”中年妇女的声音里装满了关切。

“医生说是黄疸型肝炎，乙肝。”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

“哎呀，真是太巧了，”中年妇女的声音突然提高，双手展开，仿佛在展示自己的健康，“一个月前，医生也说我得了黄疸型肝炎，也是乙肝。大姐，您看我现在像个病人吗？”

“看不出来啊，妹子，”母亲惊讶地问，“你真的得过黄疸型肝炎，还是乙肝？”

“大姐，我怎么会骗您呢？”中年妇女再次展示自己，“您看我，从内到外，像个骗子吗？我是来复诊的，刚好路过这里。”

“妹子，你也是在这家医院看的吗？怎么治好的？”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希望。

“我的姐呀，一个月前我也和您们一样，医生也开了住院证要我住院治疗……”中年妇女的声音拉长了，带着一丝神秘，“我拿着住院证，沮丧地给我一个医生朋友打了个电话，他推荐了一位名老中医，退休前是县人民医院中医科的，现在退休后在外开了诊所，我就是在他那里治好的。”

“看！老中医又给我开了几副中药，他说再吃几副巩固巩固。”她从背包里拿出几副中药，高高举过头摇晃着，让我们相信她的确不是骗子，真是吃药的病人。

母亲和外婆相信了中年妇女的话，本来就不情愿住院，吃中药能治好那不更好。中年妇女带领我们经过狭长的胡同，转了几个弯，走到一栋有些破旧的二层楼，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没有招牌、昏暗的房间。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头发和胡子花白，戴一副老花眼镜，有些驼背，穿着没有标识的旧白大褂，站着正在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有说有笑。他看见我们进去，马上跟我们打招呼。中年妇女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老先生示意我外婆坐下，看了看外婆的面相和舌头，摸了摸外婆的手，听说是把脉，然后对我母亲说三个月可以治好，不过费用有些贵。

外婆说没有带多少钱，她又从裤腰里掏出一个花布缝的钱袋，老先生就按这些费用抓了一个月的中药，千叮万嘱要外婆吃了一定再来复诊。

母亲和外婆谢过了老先生，在中年妇女的带领下走出了房间，母亲和中年妇女走在前面，母亲称赞她是个热心人，我搀扶着外婆跟在后面，我们没有走来时的路，左拐右拐的走到了大街上。这时天色已晚，太阳早就下了山。

一个月的中药吃完了，外婆的病没有一点好转，反而更严重了。舅舅埋怨母亲，说不到大医院，相信民间老中医，说不定是假医生。母亲又埋怨舅舅，说他自己不带外婆去，还怪上了她，她觉得很委屈。母亲坚决不信会被人骗了，怪外婆没有按时服药，在家没有好好休息。母亲为了证实她没有被骗，专门去了外婆看病的那个地方，不见穿白大褂的老先生和年轻女人，变成了盲人按摩室。母亲这才恍然大悟，的确被医媒子骗了。

外婆没再来城里看病，说家里没钱了，上次看病的钱还是卖了家里的猪和粮食东拼西凑的。舅舅家也拿不出钱给外婆治病，母亲也不愿意拿钱给外婆治病，听说住院要花不少钱，怕落个人财两空。母亲一直恨外婆重男轻女，从小对她不好，不知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只是她对大家说我们家经济也不宽裕，我和弟弟上学也花钱。

又过了一个月，外婆在老家过世了，是黄疸型肝炎，也就是乙肝把外婆带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得了乙肝会死人。

外婆的离世，没有引起母亲的警觉，她仍旧不相信，我们会有乙肝。她没有带我们全家去做乙肝检查，也没有将此事告知舅舅一家。在我初二的一个周末，天色微亮，舅舅突然呕血，暗红的血液如泉涌般无法止住，情况危急。他被紧急送往县人民医院，医生们在他的病床前忙碌着，与时间赛跑，终于把舅舅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最终，病魔的面纱被揭开——肝硬化。这是乙肝病毒悄然侵蚀的结果，它像一只无形的手，硬化了肝脏，再无声无息地扭曲了舅舅的食管胃底静脉，最终使其破裂出血。

医生告诉我们，这乙肝病毒很可能源自我的外婆，它像一个隐形的幽灵，悄无声息地通过母婴传播，潜入了舅舅的身体。尽管医生再次郑重提醒，我们全家应当进行乙肝检查，母亲却依旧不以为然。舅舅一家如同听到了警钟，全家都去做了检查。幸运的是，舅舅的两个孩子未感染乙肝。医生告诉他们，去接种乙肝疫苗，产生乙肝表面抗体就具有了保护性，以后将不再受乙肝的威胁。然而，舅妈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她曾经感染过乙肝，不过体内产生了保护性抗体，无需再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消息如同连绵雨季后一缕久违的阳光，驱散了笼罩在舅舅一家心头的阴霾。

舅舅的生命，像一根被疾病逐渐侵蚀的蜡烛，在反复消化道大出血中一点点燃尽。他多次住院，医生建议进行内镜下治疗和门体静脉分流术。然而，因经济困难，舅舅家无法承受高昂的治疗费用。每次住院，都是出血止住后，他便匆匆出院。最终，在一次紧急送医的路上，舅舅因大出血未能抢救过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舅舅的离去，本应是一记沉重的警钟，警醒母亲，但她依旧不相信我们一家有乙肝，没有带我们去做乙肝检查。

三
初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次体检。班主任将体检报告递到我手中，声音低沉而严肃地告诉我，我已感染乙肝。那一刻，仿佛一道闪电划破宁静的夜空，我原本晴朗的世界被无情撕裂，瞬间乌云密布，遮蔽了光明。放学回家的路，原本熟悉而短暂，此刻却显得格外漫长。我感觉每一个路过的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他们的笑声和窃窃私语仿佛是对我的嘲笑和议论，他们的步伐在我接近时变得迟疑，似乎在刻意回避我。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和羞辱。

我没有回家，走到了滨河路，坐在一条长凳上。我的头脑沉重，仿佛灌满了铅，心中充满了忧虑：该如何向父母开口？他们会带我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吗？我的思绪纷乱，甚至开始想象自己是否会像外婆和舅舅那样，因为乙肝而早早离世。我不想这么早离开这个世界，我才十六岁，我还有梦想——读高中、上大学、学医、治病救人，还有寻找我的白马王子，为他生下一对龙凤胎，看看我是否真的遗传了外婆和母亲的重男轻女思想。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我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河水的流动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无常，而我却无法从中找到答案。

夜幕低垂，头脑昏沉，我拖着沉重的身躯缓缓回到了家。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鼓起勇气，将我感染乙肝的事告诉了父母。

“那明天请一天假，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父亲的声音低沉而谨慎，仿佛害怕隔壁的邻居会听见，更像是在向母亲提出请求。在这个家里，父亲的地位不高，大情小事都需跟母亲商量，最终还是母亲说了算。

“您懂个啥，没有哪里不舒服，查什么查。”母亲的声音尖锐而严厉，似乎故意要让隔壁的人听见。

“您没有哪里不舒服吧？”母亲扭头用审讯的语气问我。

“没有。”我怯生生地回答。

“那不就对了。”母亲似乎很得意，仿佛自己就是个医生。

“检查不花钱？”母亲带着责备的口气。父亲没有再说话，默默地系上围裙走进了厨房。自从我和弟弟上了初中，母亲就不再接送我们，喜欢打扮了，爱上麻将了，经常早出晚归，做家务的时间就少了。每当父亲下班回家，见母亲不在，并系上围裙，走进厨房，亲自做饭。

“请一天假更耽误学习，马上都要毕业了，考不上高中只好去打工。”母亲的声音低了一些。

“你姐姐都查了乙肝，你在学校查没查？”母亲关切地问弟弟，“你们不是一个年级吗？”

“学校统一体检的，应该查了，”弟弟回答道，“结果还没有出来，姐姐比我早一天体检，应该明天知道体检结果吧。”

第二天早上，我一走进教室，便感受到同学们异样的目光，那目光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鄙视。我刚坐到座位上，同桌立刻将她的课桌拉开，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可怕的病菌。以前上课时，她总是偷偷和我讲“小话”，甚至因此被老师点名批评。而现在，她却侧着身子背对我，再也不愿与我交谈。课间休息时，那些曾经与我一起玩耍的同学，一看到我走近，便像躲避瘟神一样迅速散开。下午的自习课上，班主任老师让我们把书桌搬到最后一排，还有几个感染了乙肝的同学。老师说，我们不要影响班上的其他同学。上次给外婆和舅舅看病的医生曾说过，乙肝可以通过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接触传播，但并没有提到日常接触或说话是否会传播。我不明白，却也只能听从老师的安排，搬到最后一排。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恨自己得了这个病。

曾经听课认真的我，如今上课总是走神，老是想着乙肝，想到外婆的死，想到舅舅的死。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也会像他们一样离开这个世界。每次想到这里，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攫住，压迫得几乎无法呼吸。

那天放学回家，弟弟告诉母亲，他也感染了乙肝。母亲当着我的面没说什么，但第二天，弟弟没有去上学。后来我发现，弟弟每天偷偷喝些什么。以前母亲也曾偷偷买补品给弟弟“补脑”，从不让我知道。这次，我不知道他喝的是不是补品。

弟弟在班上也遭遇了和我一样的孤立。我们在学校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朋友。我恨母亲偏心弟弟，以前对他总是冷淡，姐弟俩的关系一直不太好。然而，当我们都感染了乙肝，被周围的世界鄙视时，我和弟弟的关系却比以前好了许多。他告诉我，母亲带他去县中医院看了病，开了中药。上次外婆被外面的医媒子骗了，这次母亲特意选择了正规的中医院。她说中医比西医好，西药副作用大。

弟弟偷偷喝中药的事，成了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尽管世界对我们充满了偏见，但在这片孤独的角落里，姐弟俩的关系却因共同的困境而变得紧密了些。我们开始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仿佛在这冰冷的现实中，彼此的存在成了唯一的温暖。

四
我们学校是县里久负盛名的中学，拥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每个年级设有六个班，每班约有五六十名学生，学生总数约2000人。每年上半年，初三和高三学生都要统一体检。听说这次体检中，发现了三四十名乙肝感染者，每个班级都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将这些学生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前几届，虽然也有部分班级采取这种做法，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而这次，新来的校领导要求年级主任通知班主任全校执行这一安排，引发了一些家长的强烈不满。一些不怕事的家长将此事反映到了县教委，质问学校为何要对乙肝感染者进行区别对待。

县教委对此事高度重视，责令学校立即整改。校领导研究，决定邀请县人民医院的乙肝专家来校，为全校师生讲解乙肝科普知识，解答日常接触和说话是否会传播乙肝等问题，以消除师生们的恐惧心理。乙肝科普讲座的时间定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全校张贴了通知。考虑到学校学术厅只能容纳1000余人，校方只要求初三和高三的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同时欢迎其他年级学生和家长踊跃参与。

周末下午2点半，学校的学术厅座无虚席，两旁的过道和后排也站满了人。受邀的乙肝专家正是曾为我外婆和舅舅诊治过的那位戴眼镜的男医生——张医生。他的简历显示，他是科室主任、主任医师，还拥有多项省级头衔，堪称全省知名的乙肝专家。他演讲的题目是“正确认识乙肝，正确对待乙肝感染者。”

张主任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乙肝的病因、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感染后的表现、检查方法、治疗方案以及不治疗的危害等内容。大家听得十分认真，仿佛在上课一般。尽管他的讲解通俗易懂，但我相信，并非所有人都能完全明白，我自己也不例外。

讲座的气氛在提问环节推向了高潮，大家争先恐后地举手提问。

“乙肝会不会通过日常接触和说话传染？”一位家长急切地问道。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日常接触和说话是不会传染乙肝的。”张主任回答，“我反复强调，乙肝主要通过母婴、血液和性接触传播，一般不会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和说话传播。比如，共用学习用品、办公物品、厕所，共住一个寝室，共同用餐，甚至握手、拥抱等身体接触，以及近距离说话，都不会传播乙肝。”

“您说的那几种传播方式我都没有，那我到底是怎么感染乙肝的？”一位男家长困惑地问道，“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都没有乙肝，我也没有住过院或输过血。”

“小时候打针时可能共用了注射器，”张主任解释道，“也有可能是您在外理发或剃胡须时，理发师不小心刮伤了您，而那把剃须刀之前可能也刮伤了其他顾客，不幸那位顾客是乙肝感染者。即便理发师擦掉了血迹，乙肝病毒仍然残留在剃须刀上，病毒就会通过您的伤口进入血液，哪怕是很小的伤口，也有可能感染上乙肝。”

“哎呀，这真可怕！”座位上的一些学生和家长纷纷议论起来。

“所以，我规劝女同胞们，千万不要到不正规的地方去纹身、纹眉或穿耳洞等，稍有不慎就可能感染上乙肝。”张主任补充道，“日常接触不会感染乙肝的前提，那是双方都没有皮肤破溃或血液接触。如果双方都有皮肤破溃，且乙肝感染者的血液接触到未感染者的伤口，无论伤口大小，都有感染的风险。”

“比如，医务人员在处理外伤病人时，如果病人是乙肝感染者，医务人员就有职业暴露的风险。”张主任继续解释道，“因此，医务人员需要接种乙肝疫苗，并加强职业防护。”

“蚊子叮咬了会不会感染乙肝呢？”一位学生举手问道，“我们老家和学校的蚊子都很多。”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张主任提高了声音，确保在场的人都能听清他的解释，“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研究已经证实，乙肝不会通过蚊子叮咬传播。因为蚊子叮咬后，吸入了乙肝感染者的血液不会注入到其他人体内，所以蚊子叮咬不具备传播性，请大家放心。”

“那平时几个人近距离说话，会不会感染乙肝呢？”另一位学生举手问道。

“乙肝感染者的唾液中不含乙肝病毒，”张主任回答，“即使说话时乙肝感染者的唾液沾到你的脸上，也不会感染乙肝。因此，和乙肝感染者一起说话是安全的。”

“请大家不要一谈到乙肝就恐慌，”张主任强调，“与乙肝感染者共同生活、学习或工作，都不会导致感染。”

“感染了乙肝，是中药治疗好还是西药治疗好？”一位家长问道。

“目前，治疗乙肝没有特效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张主任解释，“总体而言，抗病毒治疗方面，西药更有针对性。具体用药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能盲目乱用，更不能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自行停药，否则可能病毒反弹，危害更大。”

大家踊跃提问，张主任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直到下午六点讲座才结束。张主任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进一步澄清了有关乙肝的一些误解。他特别强调，乙肝不会通过日常接触、共用餐具或说话传播，只有在血液、母婴和性接触等特定情况下才可能传播。他还呼吁大家不要歧视乙肝感染者，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星期一的早晨，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洒在课桌上，温暖而明亮。我们感染了乙肝的几个同学，从教室的最后一排搬回了原来的座位。其他班级的乙肝感染者也同样回到了他们原本的位置。经过那次张主任的讲座，学校老师、同学和家长对乙肝的误解有所消除，大家明白了日常接触和说话并不会传播乙肝。然而，尽管科学解释了这一切，现实却并未完全回到从前。

曾经与我关系密切的几个同学，如今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我亲密接触和交谈。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磨砂玻璃，隐隐约约，看不清楚，也说不明白。那种无形的隔阂让我感到孤独和无助。尽管知道乙肝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但同学们的眼神和态度却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被贴上了某种标签，无法摆脱。

随着中考的临近，我的成绩逐渐下滑。老师提醒我，如果上课再不专心，考上重点高中的希望将变得渺茫。乙肝就像一个幽灵，时刻在我的脑海中徘徊，干扰我的学习，打扰我的生活。无数个夜晚，我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浸湿了枕头和全身。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上课时不再主动举手回答问题，总是低着头，仿佛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课间休息时，我不再与同学们嬉笑打闹，而是独自待在座位上，或者走到人少的地方，静静地发呆。

在孤寂与痛苦中，我走完了最后的初中历程。中考的压力、乙肝的阴影、同学的疏远，这一切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我的心头。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此刻的我，只能在这片阴霾中艰难前行。我开始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怀念与同学们一起欢笑、一起奋斗的时光。然而，现实很骨感，让我明白，一旦失去某些东西，便再也无法完全找回。

目前，乙肝还没有改变我的身体状况，但已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它让我过早地面对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让我学会了在孤独中坚强。

五
初三毕业了，又是一个暑假，或许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假期了，漫长而沉闷。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胃口大不如前，肚子却越来越大，双脚也浮肿得厉害，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父亲多次劝她去医院检查，我和弟弟也哭着求她去看病，甚至提到她可能是乙肝引起的。然而，母亲却痛骂我们，说我们没良心，巴不得她得病死去。

一天，母亲突然胡言乱语，渐渐失去了意识。我们急忙拨打了120，将她送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经过抢救，母亲慢慢苏醒过来，医生诊断她为乙肝后肝硬化导致的肝性昏迷，她被送往肝病科病房继续治疗。这个假期，我一直在医院陪伴母亲，抽空时还买了几本关于乙肝的书自学，试图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困扰我们家庭的恶魔。终于，有好消息传来，我和弟弟都考上了高中，我们都可以继续上学了。这个消息像一剂强效的兴奋剂，瞬间激活了我那近乎麻痹的神经，带来了一丝久违的希望和慰藉，我和弟弟有机会去追逐未来的梦想。

在医院的日子里，我不仅学会了如何照顾母亲，也慢慢理解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每一天，我都在与时间赛跑，试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缓解母亲的病痛。然而，母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她的身体日渐虚弱，精神状态也时好时坏，仿佛一盏摇曳的灯，随时可能被不经意的风熄灭。每当看到她痛苦的样子，我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奈与悲伤，那种无力感像一块巨石，压得我直不起腰、喘不上气。

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未来的梦想——学医。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希望有一天，去帮助更多像母亲那样的人，去减轻他们的痛苦，去守护他们的健康。不仅是为了治愈疾病，更是为了传递希望，为了改变那些因无知和偏见而造成的悲剧。

然而，我的学医梦还没有做完，梦就醒了。考虑到母亲需要人照顾，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其实主要是母亲的决定——让弟弟继续上学，而我则留在家里，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同时接替她“家庭主妇”的角色，负责洗衣做饭。这个决定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

每天，我的生活被洗衣、做饭和照顾母亲填满。每当看到弟弟背着书包上学的背影，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羡慕与酸楚交织，不甘与无奈并存。我多么渴望能像他一样，继续坐在教室里，追逐我的梦想。然而，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尽管无法像弟弟那样继续上学，但我从未放弃对医学的热爱。在照顾母亲的间隙，我会学习乙肝相关知识，试图帮助母亲解除病痛。

母亲听说邻近的镇上有一位专治乙肝的老中医，最近慕名去看病的人很多，甚至外县的人也纷纷前往。母亲坚持要我陪她去看病，我们都劝她相信大医院，结果又被她痛骂一顿。拗不过她的脾气，我只好陪她去了。

老中医看了母亲后，说她应该早点来，效果会更好，但现在也不算晚，还有办法。他要求母亲停用现在所有的药物，包括县人民医院要求每天服用的抗乙肝病毒药物。母亲听从了老中医的话，开了一大包中药回家煎服。

后来的日子里，每次都是我陪同母亲去看病，就像当年我搀扶外婆一样。母亲的态度越来越差，常常骂我对她照顾不周，说我是白眼狼。很多次，我偷偷落泪，感到无比委屈，甚至希望自己的乙肝也发作，像外婆和舅舅那样死去，一走了之，脱离这个压抑的环境，离开这个似乎已不属于我的世界。

后来，母亲已经无法行走，但她坚持不去医院，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骂人，大多数时候是骂我，偶尔骂父亲，却从来不骂弟弟。一天，母亲再次昏迷不醒。有了上次的经验，我们直接将她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肝病科病房。经过抢救，母亲再次苏醒，但医生告诉我们，这次她的病情比上次严重得多，病毒大量复制，肝硬化程度加重，已经出现了肝功能衰竭、电解质紊乱、腹膜炎、肝肾综合征和肝性脑病，已经到了肝硬化的终末期。

几天后，母亲再次昏迷，这一次，她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母亲再也没有机会意识到，那些曾被忽视的细节，那些未被认真对待的忠告，让乙肝这个幽灵在她体内潜伏多年，悄然侵蚀着她的生命根基，最终将她的生命吞噬。母亲的无知与固执，让乙肝这个幽灵一次又一次地带走了我们的亲人——先是外婆，接着是舅舅，如今轮到了她。

六
母亲离世后，父亲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看到外婆、舅舅和母亲相继被乙肝夺走了生命，父亲心中充满了担忧。

一个周末，他决定带我和弟弟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乙肝相关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拿着检查报告单，我们忐忑不安地叩开了张主任诊室的门。

“张主任，我女儿和儿子的乙肝严重吗？”父亲焦急地问道。

张主任仔细看了每张检查单，回答道：“从检查结果来看，他们还处于乙肝携带状态。”

“什么叫乙肝携带状态？”父亲追问。

“乙肝携带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乙肝病毒和肝脏和睦相处，互不伤害。”张主任进一步解释：“肝功能正常，彩超检查肝脏没问题，但血液中可以检测到乙肝病毒DNA，这表明有传染性。”

“我们这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弟弟在一旁插话道。

张主任笑了笑，耐心解释道：“‘大三阳’和‘小三阳’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容易理解。表面抗原阳性、e抗原阳性和核心抗体阳性，就是‘大三阳’；表面抗原阳性、e抗体阳性和核心抗体阳性，就是‘小三阳’；还有一种情况是表面抗原阳性和核心抗体阳性，就是‘小二阳’。‘大三阳’通常表明病毒复制活跃，而‘小三阳’和‘小二阳’则可能意味着感染时间较长或病毒变异，病情可能更重，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风险更大。”

“那乙肝的严重程度，是不是看表面抗原和病毒DNA？”父亲追问，“听说表面抗原阳性和病毒DNA越高，病情就越严重。”

张主任摇了摇头，解释道：“乙肝的严重程度，不能只看表面抗原和病毒DNA，关键在于肝脏的‘实际损伤’情况。”

“那定期检测肝功能是不是就可以了？”父亲又问，“听说只要肝功能正常就没事，是这样吗？”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张主任纠正道，“即使肝功能检查结果正常，仍有一些患者的病情在不知不觉中进展，存在转化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风险。”

“肝功能检测是判断肝脏是否受损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张主任继续解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因为没有痛觉神经，即使受到损害，也不会像胃痛、头痛那样发出明显的警报。”

“难怪他们病情那么严重都不喊痛。”父亲惊异道，这让我回忆起外婆、舅舅和母亲生病的情景。

“是的，很多病人并不感到疼痛。”张主任点头道，“肝细胞如果受损，会释放出一些特殊的酶，这些酶可以通过血液检测出来。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是最重要的肝功能指标。如果这两项长期升高，说明肝细胞正在持续损伤，有可能发展为肝纤维化或肝硬化。”

“那我女儿和儿子的转氨酶正常不？”父亲拿着化验单焦急地问。

张主任指着化验单说：“是正常的。”

“为什么要做肝脏彩超和肝脏弹性成像两项检查呢？这两个检查不是一样的吗？”父亲疑惑地问。

“不一样，这两种检查有各自的用途。”张主任解释道：“肝脏彩超，主要了解肝脏的形态大小，是否有硬化、是否长包块，可以看门静脉和脾脏，了解有无门静脉高压；而肝脏弹性成像，主要了解肝纤维化程度，在肝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诊断方面优于肝脏彩超。”

“这个检查结果，正不正常？”父亲指着血常规单子。

“您女儿和儿子的血常规都是正常的。”张主任解释道：“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可能意味着脾功能亢进，血小板减少也可能存在慢性肝炎或肝硬化，白细胞减少容易感冒，血小板减少容易出血。乙肝感染者每次复查应查血常规，可以间接反映乙肝疾病进展情况。”

“那为什么要查甲胎蛋白呢？”父亲追问。

“甲胎蛋白是肝癌的‘信号灯’。”张主任继续解释道：“很多人不知道，慢性乙肝患者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尤其是那些长期肝损伤、肝硬化的患者。如果甲胎蛋白持续升高，高出几十倍，就要高度怀疑肝癌的可能，建议进一步做肝脏增强CT或核磁共振。”

“那我女儿和儿子的甲胎蛋白正常吗？”父亲焦急地问。

“是正常的。”张主任叮嘱：“不过，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

“反正是乙肝，乙肝两对半这一项可不可以不查呢？”父亲又提出了新的疑问。

“表面抗原的多少是评估肝脏内病毒含量的重要标志，”张主任进一步解释，“只有当这一指标变为阴性时，说明肝组织内的乙肝病毒已被彻底清除，乙肝才能真正临床治愈。”

“我女儿和儿子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父亲继续问道。

“目前他们的乙肝处于免疫耐受阶段，抗病毒治疗的效果不理想。”张主任回答，“也不要去相信中医能治好乙肝的说法。只要他们保持规律的生活，比如不熬夜、不饮酒、不乱吃对肝脏有损害的药物，并定期到正规医院复查就可以了。”

“因此，建议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包括肝功能、乙肝两对半、乙肝病毒DNA、血常规、甲胎蛋白以及肝脏彩超或弹性成像等关键指标。”张主任细致地列举了必要的检查项目，“通过检查这些关键指标，才能真正判断乙肝是否对身体构成威胁。”

听完张主任对每一张检查结果的详细解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原来，乙肝并不只是简单的“阳性”或“阴性”这么简单，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健康问题。

离开诊室前，张主任再三叮嘱我和弟弟：“得了乙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重视、不规范检查和治疗。希望你们不要像你们外婆和母亲那样。”

我们再次谢过张主任，离开了医院。回家的路上，父亲沉默不语，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而我则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定期检查，不让乙肝成为我生命的累赘。弟弟虽然还有些懵懂，但也似乎明白了一些，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

七
十八岁那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然而，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多家工厂和单位因我是乙肝感染者将我拒之门外。在父亲多次催促下，我无奈地回到了家。

待在家里的日子让我感到无比压抑。县城的工作机会本就稀少，而乙肝感染者的身份更是让我屡屡碰壁。餐饮行业需要健康证，而我无法办理经营许可证，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几个月过去了，我依然找不到工作，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几乎让我崩溃。

最终，我决定尝试做服装生意。父亲拿出积蓄，帮我租了一个门面，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起初，生意并不顺利，但我没有放弃，每天起早贪黑，努力经营。渐渐地，生意有了起色，我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终于慢慢走出了乙肝带来的阴影。

在我店铺附近有一家餐馆，生意非常红火，价格实惠，我中午不回家时经常在那里点餐。餐馆由一家三口经营，父亲和儿子是厨师，母亲负责管账，还雇了几名服务员。一来二去，我们变得熟悉起来。我经常照顾他们的生意，他们也常来我的店里买衣服。尤其是他的母亲，一有空就来我的店里聊天，拉家常。渐渐地，我注意到她看我的眼神有些特别，每次点餐时，她都会多给一些分量，还常常赠送小吃或汤，说是对老顾客的特别照顾。

每次给我送餐，送餐的不是服务员，而是她的儿子。起初，他见我时有些腼腆，但来的次数多了，也变得随和起来。我对他有了一些好感，而他对我似乎也有特别的意思。终于有一天，他的母亲挑明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如果我们愿意，不妨试着相处。她儿子非常乐意，而我则含蓄地表示可以交往看看。就这样，我们确立了关系，正式开始了交往。

这段感情的开始，让我感到意外又欣喜。餐馆一家的温暖和真诚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他母亲的关爱让我感受到了母爱，而他的出现也让我的生活多了一份期待。

几年过去了，我的生意蒸蒸日上，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弟弟也从医科大学毕业，并继续攻读肝病方向的医学研究生。他选择学医，实现了我的梦想，也因为亲眼目睹了外婆、舅舅和母亲被乙肝夺走生命的痛苦经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帮助自己和家人，也能为更多的乙肝感染者带来希望。

然而，我的感情生活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我和男友的感情一直很好，双方都已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彼此的家庭也非常熟悉。他的父母常常催促我们早日结婚，但我却总是找借口拖延。我有一个从未向他坦白的秘密：我是乙肝感染者。

这个秘密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口，内心充满了恐惧。我害怕告诉他，怕他知道我有乙肝而离开我；但如果不告诉他，我又觉得自己在欺骗他。每次他的父母提起结婚的事，我都会感到一阵恐慌，害怕婚检暴露了我有乙肝。

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告诉他，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也不知道他能否接受这个事实。更让我担忧的是，他的父母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他们会接受一个乙肝感染者成为他们的儿媳吗？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害怕因为乙肝失去这段珍贵的感情。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会想起外婆、舅舅和母亲的离世，想起乙肝带给我们的痛苦和遗憾。我知道，隐瞒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坦白又需要莫大的勇气。我多么希望，他能理解我的处境，接受我的过去，和我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然而，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按照张主任的嘱咐，我和弟弟每年都会定期复查乙肝。幸运的是，我们姐弟俩都处于乙肝携带状态，虽然具有传染性，但肝功能和肝脏彩超检查都正常。

一天，弟弟从学校打来电话，声音里异常兴奋，“姐！乙肝可以临床治愈了！”

“真的吗？”我语气中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

“是真的！”弟弟在电话那头坚定地说。

“张主任，我听弟弟说乙肝可以治愈了？”我几乎是冲进诊室，连椅子都没碰就急切发问。我下意识抬头，墙上的电子钟正好跳向17:15。

张主任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温和而坚定：“确实，我们正在推广乙肝临床治愈的理念。”

我仿佛看见希望的曙光穿透乌云，但张主任接下来的话又让我的心阴沉下来：“不过，临床治愈的比例还不高，需要长期治疗。像你这样的高病毒载量者，短期内很难实现。”

我低下头，沉默了。乙肝依然是我生命中无法轻易摆脱的阴影。高病毒载量意味着病毒在我体内依然活跃，而临床治愈的目标似乎离我还很遥远。

张主任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失落，语气缓和了一些：“虽然短期内实现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

我点了点头，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那……如果结婚生子……”我鼓起勇气，问出了心中最深的担忧。

“完全可以。”张主任微笑着回答：“通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和母婴阻断措施，可以将传播风险降到最低。即便意外怀孕，也有成熟的阻断方案，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

“即使做了阻断方案，孩子还是感染了怎么办？”我仍有些忐忑。

“那就怪运气不好了。”张主任难得开起玩笑，“不过现在的阻断成功率很高，你大可放心。”

诊室的挂钟指向17:30，张主任开始整理桌上的病历本。“你们总是最后一个来，”他笑着说，“这样才有时间多交流。”

我站起身，深深鞠躬：“谢谢您这些年对我们一家的照顾。外婆、舅舅和母亲要是能早点遇到您这样的医生或听您的叮嘱……”

“所以你要继续坚持规范随访。”张主任站起身，语气温和却坚定，“知识就是健康，了解得越多，战胜疾病的机会就越大。”

医院的玻璃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夕阳的余晖洒在走廊上，我深吸一口气，初春的空气里还带着些许寒意。我掏出手机，给未婚夫发了条消息：“今晚老地方见，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咖啡厅里，他来得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几分钟。我握着温热的咖啡杯，看着杯中的倒影，终于鼓起勇气：“其实……我有乙肝。”

他的表情瞬间凝固，手中的咖啡勺“当啷”一声掉在桌上。“你说什么？”他的声音陡然提高，“我们都要结婚了，你现在才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家是开餐馆的吗？要是传出去……”

我急切地解释：“日常接触和说话不会传染的，而且现在有很好的治疗方案，乙肝可以治愈了，可以母婴阻断，不会传给孩子……”

“够了！”他猛地站起来，声音里带着愤怒和失望，“你毁了我，毁了我们家！”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咖啡厅里显得格外刺耳，引来周围人的侧目。我看着他摔门而去的背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仿佛脚下的地面渐渐塌陷。

我呆呆地坐在原地，手中的咖啡早已凉透，杯中的倒影映出我苍白的脸……。……我慢慢站起身，脚步虚浮地走出咖啡厅。回到家，我坐在窗前，目光呆滞地望着远处的灯火，心中已是五味杂陈……。

第二天，我去了他家的餐馆。他的父母态度冷淡，只说在忙。他把我拉到后巷，语气冰冷：“我们分手吧。你也看到了，我父母不可能接受。以后别来了，要是客人知道……”

我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上，泪水模糊了视线。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渐渐模糊，模糊了我们的过往；他绝情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割裂我冰冷的心。

我在家昏睡了整整三天。弟弟回来看我，给我煮粥，陪我说话。“姐，我们是被歧视的一群人，”他握着我的手说，“但我们要学会自己爱自己。不要让乙肝成为我们生命的枷锁，定义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坚强，追逐我们自己的光。”

他的话就像黑暗里的一束光，照进了我灰暗的世界。我慢慢振作起来，决定重新开始。我搬到了县城的另一边，重新开了一家服装店，业余时间还报名参加医学自考。

每当有人介绍相亲，我都会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坦言：“我有乙肝，如果你介意，我们现在就可以结束。”

大多数时候，对方会找各种借口离开。每一次的拒绝都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但我告诉自己，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我不想再隐瞒，也不想再因为乙肝而感到羞愧。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活得坦荡而真实。

直到有一天，在街角的咖啡厅，我又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介意和乙肝感染者交朋友吗？”我问。

“不介意，”他笑了笑，“你呢？”

“我当然不介意，”我小声说，“其实我就是……”

“我也是……”他平静地说。

八
他的坦诚让我感到意外，或许，我们都有相似的经历。我望着他，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乙肝的阴影，如同一片永不散去的乌云，始终笼罩在我们的人生上空。然而，岁月的磨砺让我们学会了与它共存，学会了在黑暗中寻找微光。或许，有一天，我们能真正挣脱它的枷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正当我沉浸在这份短暂的希冀中，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寂静，也打破了我正在编织的梦。

“姐！我的乙肝发病了。”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低沉而沮丧。

“怎么会这样？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我急切地问道，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慌乱。

“这段时间准备毕业论文及答辩，一直在熬夜……”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被愧疚和疲惫压得喘不过气。

“别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姐来照顾你……”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可话未说完，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我捂住嘴，喉咙里像是堵着什么东西，窒息得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赶到医院，坐在弟弟的床旁，目光落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那张曾经充满朝气的脸庞，此刻却显得如此脆弱。乙肝，这个曾经夺走外婆、舅舅和母亲生命的幽灵，仿佛又在我们身边徘徊。我忍不住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能战胜它？还是注定要重复上一代的悲剧？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波澜，伸手握紧了弟弟的手。他的手冰凉，却让我感受到一种坚定的力量。无论未来如何，我们都不会再逃避。这一次，我们要勇敢面对，与命运抗争到底。

“别怕，有姐在。”我轻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弟弟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来源: 黄博士聊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