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跃初黄湘红

踏入河南省安阳殷墟博物馆，在展柜之中，一枚刻满甲骨文的牛肩胛骨安安静静地陈列在那里。这些诞生于三千多年前的神秘符号，每一个都只有指甲盖那般大小，却详实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情况。当现代的人们尝试去解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往往会对其高度凝练的表达方式感到十分惊奇，这与我们当代白话文的表达逻辑简直是大相径庭。这种跨越了千年的文字差异，不禁引出了一个特别值得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人一直执着于使用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而不选择更加贴近日常口语的白话文呢？

在文字刚刚诞生的那段早期岁月里，书写的介质对于表达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商周的时候，像甲骨、青铜、竹简这些书写材料，获取起来极为困难，雕刻的工序更是繁杂得超乎想象。根据考古的数据来看，制作一片标准尺寸（大概20×5cm ）的竹简，前前后后需要经过削制、烘干、编联等多达七道工序，而青铜器上的铭文，更是需要专业的工匠花费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样的客观条件限制之下，古人不得不发展出一种“微言大义”的表达方式。就拿《春秋》里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来说，仅仅六个字，就把一场兄弟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完整地记述下来了。

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之后，书写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可已经延续了千年的文言传统，早就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体系。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变文”手稿能够看出，就算是在纸张已经普及的时代，佛教传播者为了吸引信众而创作的白话故事，依旧被看作是上不了台面的“俗文学”。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技术革新和文化惯性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新媒介的出现，并不一定就能够马上改变已经存在的文化表达范式。

从秦汉时期确立起来的官僚体系，到隋唐时期逐渐成型的科举制度，共同给文言文构筑起了一道制度性的壁垒。汉代的时候，太学博士弟子员的定额仅仅只有五十人，到了宋代，太学生扩招到了三千人，可对比当时庞大的人口基数，识字率依旧长期低于5%。这种教育资源被垄断的情况，让文言文成了士大夫阶层身份的一种标识。就如同明代文人杨慎在《丹铅余录》里所强调的那样：“文言之美，就在于简洁和高雅，这可不是那些普通的贩夫走卒能够说得来的。”

科举考试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文言文的权威性地位。唐代的进士科考要求“策论五篇，全都要用经典”，宋代以经义取士，特别强调“代圣人立言”。在这样的制度压力之下，文人们不得不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文言的训练当中。南宋状元文天祥在《御试策》里所展现出来的精妙文言功底，就是这种文化筛选机制的成果。元代的时候，虽然短暂地推行过白话公文，可最终还是回归到了文言的传统，这足以显示出制度惯性的强大力量。

中国复杂多样的方言体系，给文言文提供了它独特的存在价值。清代语言学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记载过，当时官员述职必须要通晓“官话、乡谈、文书三技”。文言文作为一种超方言的书面系统，有效地解决了跨地域交流的难题。不管是广东巡抚和山西布政使之间的公文往来，还是福建举人和直隶考官之间的试卷批阅，全都依赖于这套统一的文字系统。

这种特性在明清时期的方志编修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万历年间编纂《泉州府志》的时候，编纂者需要处理闽南语、客家话、官话同时存在的复杂语言环境，最后选择用文言文来统合各个方言区的历史记忆。这种“书同文”的传统，让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五胡乱华、蒙元入主等重大的历史冲击之后，依旧能够保持文化的连续性。

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述而不作”的经典诠释传统之上的。朱熹在注解《四书》的时候就强调：“圣人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如同珍珠美玉一般珍贵。”这种尊崇古人的心态，促使文人们刻意地去模仿先秦时期的文法。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时候，特别推崇《孟子》的“文辞简约而意旨丰富”，其实质就是通过语言上的复古来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

清代的乾嘉学派把这种倾向推向了极致，考据学家戴震在校勘《水经注》的时候，为了追求古雅的文风，甚至不惜改动原文。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文言文系统越来越封闭，就算明清时期的小说已经证明了白话文在表达上的潜力，可主流文坛还是把《红楼梦》看作是“稗官野史”。一直到1840年代，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时候，依旧坚持用文言文来介绍西方的科技，这足以显示出传统思维定式那强大的惯性。

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原本应该加快白话的传播速度，可宋代的书商为了降低成本，反而更倾向于刊印那些已经有了固定版本的经典著作。一直到晚清时期，像《申报》这样的现代报刊出现之后，白话文才获得了一个稳定的传播渠道。1915年《新青年》杂志做过统计，当时全国有800多种报刊，其中白话报刊仅仅只占7%，可6年之后，这个比例就一下子跃升到了63%。

新式教育的推广，彻底打破了文言文的垄断局面。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新式学堂的学生数量从1902年的6912人，急剧增加到了1909年的163万。这些接受白话教育的新知识分子，最终成为了白话文运动的主力军。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国文教科书改用白话”，这就标志着延续了三千年的文言正统地位彻底终结。

站在当今时代回头去看这段语言变迁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言文并不是古人故意制造出来的交流障碍，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最优选择。它既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映射，更是技术不断演进的见证。当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不主义”的时候，他所推翻的可不只是一种语言形式，而是一个延续了千年的文化生态系统。文言文的兴衰历程提醒着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后的产物，只有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去，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它演变的必然性。

来源: 科普文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