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的“兵谏”。78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要挟张、杨如不加紧“剿共”，就将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决定实行兵谏。712月12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陕西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囚禁陈诚、卫立煌等多人，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3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912月24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8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进行全国抗战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一个枢纽和关键。81234

事件背景

时局背景

• 国难当头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西安事变的前夕，5年零3个月的时间，中国国土不断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吞。觉醒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起而救亡图存。在这段时间里，抗日救亡运动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是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运动，一种是威武壮烈的地区性抗日战争。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全民抗战的前奏。27

1931年9月18日晚间，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突然炮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东北重镇沈阳。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260架飞机，一夜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多个城市；同年11月，日军攻占黑龙江省。次年1月，日军占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在全世界横行的开始。其野蛮凶恶的侵略行为，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兵犯中国最大都市上海，威胁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及江南各地。

1932年2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召开所谓的建国会议，讨论肢解中国的方案；2月18日，宣布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准备成立伪满洲国，建伪都于长春；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粉墨登场，出任“执政”。1934年3月1日，进一步称帝。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华北与东北之间的战略要地山海关。2月21日，又出动日、伪军十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省。3月4日，占领承德。3月9日，日军进攻喜峰口，以后长城各口相继陷落。5月，日本侵略军率伪军进攻察哈尔省，多伦、张北、商都等地相继陷落。北平、天津门户洞开，华北受到严重威胁。

1935年10月7日，日本外务相广田弘毅以秘密外交方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三原则”：（一）中、日亲善，中国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二）中、日、“满”亲善和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1936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贵族院演说时，公布了“三原则”。

1935年夏季，按照《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日本帝国主义窃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部分主权，逼使中国部分军队撤出华北，逼使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撤离平、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9月24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声称他主张立即实行华北五省自治；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二十二县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华北五省自治的“先导”。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以察北为根据地，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

1936年9月，日本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出所谓中日合作的亡华的七条，其中有：以（华北五省）为缓冲区，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订立共同防共协定；“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完全排除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教科书。这些条件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 局部抗日战争持续不断

敌人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和影响下，风起云涌地组成不同名称的抗日义勇军，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3年秋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原已创建的抗日游击队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并以人民革命军为主体，联合义勇军余部和其他爱国武装力量，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建立抗日联合军和抗日同盟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反日部队，发表统一建制宣言，改称抗日联军，陆续编成十一个军，最盛时期达三万余人，形成东南满、北满、吉东三个较大的游击区，在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李兆麟、李延禄、王德泰、冯仲云等人的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艰苦卓绝地和敌人战斗了十四年之久，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沈阳的东北军虽然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向锦州以及关内撤退了，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时，就遇到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李杜、丁超率所部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锦州之战由1931年12月27日打到1932年1月3日，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参战将士誓死捍卫国土的浩然正气，却振奋了全国人心，也暴露了南京政府态度的可耻。当时，东北军在锦州前线作战的下级军官，悲愤万分地发表过两次联合宣言，强烈地要求南京政府支持对日作战。第一次是1931年12月31日。宣言中说：“日军三路取锦，血战五日，死伤枕藉，……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军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1932年1月3日，发表第二次宣言：“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锦州之陷即在目前，回视枪中炮中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如此而谓其共赴国难，岂不令生者寒心，而死者不瞑目乎。”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率国民党十九路军将士，抵御日军侵略，又得张治中率部增援，血战一个多月，歼敌万人，迫使敌军三易统帅，大长国人的志气。十九路军离开上海后，仍然高举抗日旗帜，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号召反蒋抗日救国。

轰轰烈烈的淞沪抗战之后，又爆发了长城抗战。1933年3月至4月，宋哲元、王以哲、关麟征、黄杰、傅作义等人，率部奋击进犯长城各口的敌人，一度夺回了喜峰口。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率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武装保卫察哈尔省。经过艰苦战斗，收复了察北的沽源、多伦等地。一度把日伪军赶出察哈尔省境。

1936年10月14日，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支持下，夜犯陶林、红格尔图。傅作义率所部将士进行反击，11月24日攻克百灵庙，伪军死伤千人。这就是著名的百灵庙战役。全国声援绥远抗战，西安各界召开援绥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速将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同御敌。

抗日战争持续不断，虽然是局部地区的抗日战争，但每次都有力地打击了敌入，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强烈地呼吁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确立抗日国策，进行全民抗战，实际上产生了促蒋抗日的作用。

• 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

促蒋抗日的另一个方面是遍及全国的、持续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上海爆发了有十万学生参加的反日大罢课；9月24日，三万五千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9月28日，南京学生在南京游行示威，怒捣南京政府的外交部；10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北平在天安门前召开十万市民示威大会，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邮工义勇队、宣传队；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

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提出了一些有关全民抗战的根本性问题，逼迫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改变对日妥协政策。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李杜等1779位知名人士共同签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全体武装总动员——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即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主张“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各地知名人士群起响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签名者达30万人。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向南京政府提出：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的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得任意捕人；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要求。12月16日，又在北平天桥召开市民大会，喊出：“打倒汉奸”“反对一切伪组织”“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口号。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参加者达百万人之众。学生罢课、游行、请愿，并成立学联、学生救国会、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因一二·九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体现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坚强意志，给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以很大压力。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亦石、钱俊瑞、薛暮桥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代表当时群众运动的共同要求。这八项主张是：（一）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二）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三）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四）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华北伪组织；（五）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六）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七）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八）全国民众立即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主张。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在此之前，已经建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以后又建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等。北平、南京、天津、武汉、山东、广州、广西、西安、厦门、香港等城市和地区，也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救国会。在此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出席会议，共70余人，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十五人为常务委员。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

救国会是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主张各方停战，建立抗日联合战线。8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表示同意他们的宣言，中国共产党将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组织或个人合作。

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为了破坏镇压救亡运动，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各救亡团体十分愤慨，纷纷提出抗议，形成营救“七君子”的运动。

1936年底，已经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前夕，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如上所说，发展得越来越迅猛，各方爱国力量强烈要求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团结御侮。张学良、杨虎城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利用西北的有利地理位置和与红军靠拢形成的巨大军事力量，决心举行兵谏的。

•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组织和领导了抗日救亡的军事、政治斗争。

在军事方面，除了上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东北由杨靖宇等领导武装抗日斗争、在察哈尔与冯玉祥合作组织抗日同盟军之外，还有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一）1934年7月6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北上抗日。（二）1934年11月，又由红军第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赴抗日前线。（三）1936年1月15日，红军主力部队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进抗日。2月20日，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省境内。2月21日，发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5月5日，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通电说：为了避免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以上三次抗日军事行动由于国民党军队阻挠，未能达到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直接交战的目的。

在政治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即发表宣言，怒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9月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在决议中提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严重的打击”。9月30日，又发表第二次宣言。这与蒋介石在同一时间内对日侵略采取妥协政策的讲话，形成鲜明的对比。蒋介石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行为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9月21日和9月23日，蒋介石都有类似的讲话。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南京政府在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出通电，号召群众进行民族战争来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通电、宣言，高举抗日的旗帜，得到人民的拥护。但是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尚未形成，在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号召人民反对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提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国内则反对国民党的各种派别和各地区武装集团，提出“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经过一年多时局的演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改变。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一切武装部队订立抗日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示：“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宣言中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郑重声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有什么旧仇宿怨，红军都愿意和他们携手，共同抗日救国。宣言还号召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愿首先加入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

《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时报》公开发表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宣言提出的主张，作了不懈的努力。1935年的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徐向前、张国焘、周恩来等致电国民党，表示“愿意联合抗日，停止敌对，愿率所部直趋华北，作决死战，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诚意。11月28日，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愿意抗日救国者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1935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决议精神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可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建统一战线。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批评了共产党内部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个报告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八一宣言》到瓦窑堡会议，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准备。在实际工作上，首先是和张学良、杨虎城合作，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由建立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推动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碰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否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由于蒋介石长期打内战和对日本侵略一再退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反日的同时采取反蒋的立场，《八一宣言》以前是如此，《八一宣言》以后也是如此。就《八一宣言》发表后的情况来说，1935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宣言中曾明确表示，愿“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援助用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认为当前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1936年1月25日发表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认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张学良在洛川和肤施（延安）进行的两次重要会谈中，张学良主张抗日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改“抗日反蒋”的方针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

与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民、国民党爱国将领的主张和行动相反，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企图消灭红军，大量损耗了国家的兵力和财力。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对红军开始第三次“围剿”，在1933年2月，纠集50万左右的庞大兵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更大的兵力——100万人、200架飞机，于1933年9月，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人（1934年1月后增加到70万人）重点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历经艰难险阻，行程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在长征的路途上，蒋介石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部队，阻击围攻红军。

蒋介石一面热衷内战，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即已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爆发时，东北当局向南京请示，他仍回答说：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仍应避免冲突，以免事件扩大。9月23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也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日本侵略军进攻锦州的前夕，南京政府于1931年11月初竟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伪满洲国成立后，1932年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政府虽痛恨溥仪等甘为傀儡，但如讨伐，即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讨伐令。”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步步退让的政策，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损害国家主权的协定。

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和美英两国与日本利害矛盾逐渐激化的国内、国际条件下，从1934年夏季开始，特别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后，蒋介石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当时，英美等国从过去的观望态度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1935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美国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发生的事情”；并针对日本说，请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英国外相贺尔在下院发表演说，表示：“最近华北方面阴云密布，使英政府大为忧虑……”。为了支持蒋介石，英国借款给南京政府改革币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蒋介石希望苏联给予军事上的援助，从1934年开始调整中苏关系。1935年提出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还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希望通过苏联抑制中国共产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政党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当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红军承认现时的政府。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负责和中国共产党谈判。12月，又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两党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1936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离莫斯科回国和陈立夫继续秘密谈判国共合作问题。

对日本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有所改变。他下令中止张群——川樾谈判；对殷汝耕下了通缉令，虽然这只是一纸空文，但与他对伪满洲国的态度相比，乃是一种进步。同时，蒋介石在1935年作了国防三年计划，对日本可能向中国中南部沿海进攻开始有所戒备。

尽管蒋介石有上述一些变化，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仍然积极部署，企图彻底消灭红军。

红军胜利

• 红军对杨虎城的战斗胜利

1934年10月间，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原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突围远征，向陕西南部进发。1935年1月间，红二十五军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多次的阻拦，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山区以后，蒋介石即严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所部十七路军截击。1935年1月，杨虎城调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柳彦彪旅三个团迎击，被红二十五军先后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消灭了六个营。杨虎城因柳旅遭到红军严重打击，被蒋介石严令申斥以后，便把他的直属部队三个警备旅全部调出应战，并亲自到蓝田县指挥。红二十五军这时在秦岭广大的山区里边，东西突击，南北横扫，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3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西部佛坪、华阳地区，消灭了杨部警二旅两个团，旅长张鸿远负伤，倒在死人堆里装死，才得逃出性命。张鸿远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虽受重创，杨虎城尚不感到十分心疼。4月7日，在东部柞水九间房地区，红二十五军又消灭杨的亲信部队警三旅五个营，生俘旅长张汉民。这时杨才感到事态严重。

杨虎城在三个月中间连续惨败，知道了红二十五军的厉害，不敢再以少数部队应战。1935年4、5两月，蒋介石也看到杨部实力不足以应付这支强悍的红军，乃重新布置，调集东北军、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和十七路军共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分进合击，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在敌我兵力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先疲后打”“回马一枪”的战术，制造战机打击敌人。7月2日，杨部警备一旅的两个整团在袁家沟口被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被俘。紧接着，红二十五军突出秦岭，进军西安近郊，并把唐嗣桐处死在西安近郊的子午镇上，西安全城大为震动。红二十五军连战获捷，从此威震全陕。

从1932年陕北红军势力发展后，杨虎城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因此他对红军采取：（1）能不打就不打；（2）在蒋介石威迫之下，作一些打的姿态来应付；（3）在红军威胁到西安、汉中等主要城市及他本身安全而又无法应付蒋的威迫时，才采取以攻为守、勉强应战的办法。他对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正是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是在短短的半年中间，他的部队就被红二十五军歼灭了三个多旅，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实力损失惨重。这样一来，更使他失去了对红军作战的信心。可是蒋介石的打算则是借“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仍然一味威迫他继续进攻红军，特别是当张汉民旅战败后，蒋来电指责，中有“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浩叹”等语，意含讥刺。杨虎城实逼处此，就下定决心避免同红军作战，而对蒋介石的威迫则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以谋保全实力。自此以后，十七路军在关中和陕北地区再没有同红军发生过大的战斗。杨虎城以后同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且进一步发展到联共抗日，也是在同红二十五军作战，受到严重打击以后，才逐步走上这条道路的。

• 红军对张学良的战斗胜利

1935年9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并代理他的总司令职务。张学良就职以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晋、宁、甘、绥等省的地方军队，共约十多万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1934年3月至5月和1935年2月，国民党反动军队曾先后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大“围剿”，都被粉碎）。

在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看来，陕北原有的红二十六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剽悍的红二十五军虽然已到陕北，也是疲惫之师。他们以为用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围剿”这一支七八千人的红军，一定可以稳操胜算。如果在陕甘“剿共”内战中取得一些“成绩”，他们就可以在陕甘暂时立足，对南京蒋介石亦好交代。因此，在开始一个时期，张学良和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对进攻陕北苏区是很卖力的。但是，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对于“剿共”战争却是另外一种看法：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们亲身受到亡省亡家的痛苦，内心充满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以后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愈加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三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他们的抗日要求日益强烈。由于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土兵内心里郁积着这种强烈的抗日情绪，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同坚决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同时，东北军在鄂豫皖苏区“剿共”时，也挨过红二十五军的铁锤，吃过苦头，受过损失。因此，虽然高级将领对这次“围剿”颇为积极，然而广大士兵的士气却是十分低落的。至于参加这次“围剿”的其他地方军队，因为都吃过红军的苦头，知道红军的厉害，所以多数都观望不前。

参加“围剿”的东北军的主力共有七八个师，分作了两路，一路是王以哲指挥的一一〇师、一二九师、一〇七师三个步兵师，由关中经洛川向延安进攻；另一路是董英斌、何柱国指挥的一〇六师、一〇九师、一二〇师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由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攻。王以哲那时对“剿共”很积极，一心想立功得赏，能当上陕西省主席，所以在1935年9月中旬，他亲自率领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首先发动进攻，两个师齐头并进，向陕北延安猛扑。红十五军团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围歼策略，在劳山战役中，全歼一一〇师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10月，又在榆林桥战役中，全歼东北军四个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东北军全军特别是张学良本人大为震动，因为像在这两次战役中那样的整师、整团全军覆没，师长、参谋长、团长们全部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这两次战役粉碎了东北军轻视陕北红军的心理，打破了他们侥幸“立功”的企图，而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作战步骤。11月21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

东北军在短短的三个月内连受重创，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这个铁的事实教训了他们，使他们真正领教了红军的威力，认识到红军是“剿”不得、“剿”不了的。他们感到如照这样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必将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因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失败教训，东北军从张学良到全体官兵都一致认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

来源: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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