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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宾:李乃适 教授
对糖尿病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古埃及的莎草纸上已经有了糖尿病多饮多尿的症状记载。在古代中国,也是在公元前就已经对糖尿病有了一定的认识。
清代初年的杰出词人纳兰性德在一首**《临江仙·谢饷樱桃》**中写道:“独卧文园方病渴”,其中的“文园”就代指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病渴”即指消渴病,形象地突出了糖尿病患者“消瘦”和“口渴”的两个突出临床表现。
消渴病也因司马相如而被雅称为“文园病”,因司马相如曾担任孝文园令而被用于其别称。而司马相如生卒年在公元前200年至100年间,可见消渴病在当时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疾病名称。
尽管糖尿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但是对于如何治疗糖尿病,其实长期以来的有效手段并不太多。
我国隋代名医巢元方在其著作**《诸病源候论》**中提出糖尿病是“肥美之所发”,应该说认识已经很深刻,提示了控制饮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在饭前“先行一百二十步,多则千步”的运动干预方案。
这些措施都表明当时已经认识到生活方式调整是糖尿病治疗的一部分了,但特效治疗药物还是要等到1921年胰岛素的问世。
贝斯特(左)、班廷(右)编号为406的狗
班廷和贝斯特在1921年暑假发现胰岛素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但胰岛素的真正量产实际上发生于1923年初。
我们北京协和医院建院初期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可以说是和世界同步的。在我们的历史病案中,最早的一份糖尿病住院病历的病案号是45,入院时间是1921年3月;第一份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病历,病案号是5524,使用胰岛素的时间是1923年7月。
写病历的大夫是协和第一届毕业生侯祥川,当时是实习医生,他特地把血糖监测值在坐标纸上画成了曲线,注射胰岛素后未进餐的曲线、注射胰岛素后即刻进餐的曲线,都在这张坐标纸上一目了然。
这之后内科乐文照和米尔斯医生还迅速撰写了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病例分析。然而,有关糖尿病诊治,集大成者还是1930年协和毕业的王叔咸。他于1937年发表的论文,将北京协和医院建院以来的糖尿病住院病例进行了汇总整理和详尽的回顾性分析,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有关糖尿病的规模最大也最全面的人群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协和内分泌科首任主任、我国内分泌事业的奠基人刘士豪教授曾经在1964年开展了首都钢铁厂人群的糖尿病调查,尽管因时代原因未能发表,但培养出了诸如史轶蘩、潘孝仁等后来我国内分泌学科的领军人才。
同一时期,美国科学家伯森与耶洛发明了胰岛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成为推动临床内分泌学的重大突破;刘士豪在1962年招收研究生陈智周(后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在谢少文、王世真、许健生通力合作指导下,终于在1965年独立攻关成功这一关键技术。
改革开放伊始,协和内分泌科第二任科主任 池芝盛 教授牵头国内多个团队进行了流行病学研究,并从那一时期的资料中总结提炼出了中国人糖尿病诊断标准中空腹血糖的标准应该是125mg/dl,与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年修订后的标准(126mg/dl,即7.0mmol/L)惊人一致。
俱往矣……
近30年来糖尿病的防治新成果层出不穷,我们现在可应用的“武器”比之100年前已经是先进太多、也丰富太多了,然而我们迄今依然未能攻克这一顽疾。今年的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是**“糖尿病与幸福感”**,这需要我们更多地深入基层,更多地开展糖尿病科普,更多地让广大人民改善生活方式、有效防治糖尿病及并发症,才能够真正让糖尿病患者获得幸福感。
编辑 丨刘洋 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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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协和医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