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即便对中华文化一无所知，但当他第一次面对北京中轴线时一定会感受到别样的震撼。这条中轴线长达7.8千米，南起永定门，北达钟鼓楼，穿过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神武门，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等明清时期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对称状分布在中轴线两边，而端坐在这条中轴线中间的，则是君临天下的天子所居——紫禁城，即今天的故宫。自元朝大都初建以来，中轴线就始终是北京这座巨大城市中最为显眼的部分。那么，中国聚邑、都城建造以中为轴的传统来源于何时？我们不妨从中国聚落的发展史来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因聚而有中

不难想象的是，人类的聚落形态和其他人类文化要素一样，都是从无到有、从混乱到秩序、从粗放到精致的。约9000年前，一群可能来自淮河流域的农夫开始在彼时尚温暖湿润的舞阳贾湖建立自己的聚落，这也是中国境内时代较早的聚落之一。此时的聚落虽已萌芽，但尚处于“自发生长”状态，并不存在统一的规划，尚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底层——满足最基础生存需要阶段，自然更不可能体现“中轴线”这样复杂抽象的概念。

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定居人口不断增多，聚落也随之扩大。姜寨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早期聚落规划的绝佳案例。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临河的一块阶地上，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仰韶时代早期便建立起来。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已发掘约1.7万平方米），被清晰地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陶窑区三部分，居住区外环绕着环壕，环壕东段有两个缺口，表明此处可能是村寨大门所在，在大门外是姜寨的墓葬区，墓葬区与居住区距离虽近，却被壕沟刻意隔开，明确的功能分区表明姜寨居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家园开展了初步规划。

在居住区中陆续发掘出100余座房址，其中大部分与贾湖遗址所见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屋类似；人们还发现一些面积可达20—40平方米的中型房屋，其中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在较小房子中更多，这些中型房屋往往被一群小房子环绕；大房子共发现5座，面积最大的能达到124平方米，又远远大于中型房屋，房屋内有灶台、火塘和土床，但仍然显得极为空旷，大房子又是一群中、小房屋的中心，每个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建筑群之间又相对空旷，显然存在看不见的界限；这些所有房屋的门几乎都朝向村落中心处的大型空地，这片平坦而空旷的空地面积达4000平方米，因此被称为“中心广场”。由此，姜寨遗址中的众多房屋构成一个由小房子—中型建筑—大房子—中心广场组成的多层结构。学界认为，姜寨的小房子可能即是构成整个聚落的最基本单元——家庭所居；数个血缘相近的家庭构成一个血缘家族，中型建筑可能就是血缘家族所共有，特别是中型建筑旁还发现不少贮藏粮食的窖穴，推测家族内的食物可能由住在中型房子里的族长分配，中型房子也可能是家族聚餐的场所；大房子则是数个血缘家族形成的宗族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宗族内的重要事项由族长们在大房屋内决定；多个宗族共同构成整个姜寨村落，中心广场就是为这些宗族成员开展更加大型的公共活动而建。姜寨家庭—家族—宗族—村落的多级社会结构使这个7000多年前的小村庄拥有了清晰的聚落规划，“中点”在这一规划中有意无意地被凸显，这种自发形成的向心结构与过去杂乱无章的规划空间利用率相比自然高出不少。

中型建筑在小房子中间，大房子在中小房子中间，广场又在整个聚落中间，这些成为空间“中点”的建筑无一例外都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这也暗示中国古代聚落建设执着“求中”最初的缘起。

建中立极

随着农业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复杂程度逐渐提高，聚落之间不再孤立发展，在突破环壕的界限之后，姜寨这种对“中”的强调开始抽象化，成为某种信仰的一部分。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遗址面积达到惊人的117万平方米，是同时代中原地区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外围环绕着三圈规模庞大的环壕，环壕中心是总面积约53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群，建筑群建在2米高的夯土台基上。挖掘三重环壕所需的工程量在那个年代堪称巨大，是需要组织成百上千人长期劳作共同完成的“超级工程”，聚落中心的大型夯土台基也不是普通聚落能够负担的。学者们推测，在双槐树遗址兴建的年代，中原地区星罗棋布的仰韶文化聚落可能已经不再孤立发展，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以相似文化联系起来的古国，规模宏大的双槐树遗址便是这个古国的心脏。更进一步说，学者认为双槐树遗址外围的三层巨型环壕、建筑地下刻意埋藏的“北斗九星”陶罐、猪与鹿的遗骸均显示了强烈的象征意味，与传统天文历法关系密切，双槐树遗址本身更可以看作一张抽象化的“星图”，三重环壕象征太阳在二分二至日往来运行的“三衡”，“北斗九星”、猪、鹿象征天官星座，而整个遗址核心那片规模超群、建造精良的建筑群也就象征着天穹中央天帝所居的“天极”，其中居住的自然是与天帝对应的人间帝王。

从双槐树的发现可知，当历史演进到仰韶时代晚期，聚落的“中点”已经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这一意义固然是从类似姜寨遗址中心广场那样的公共空间中演进而来的，但是已脱离公共属性，在与当时最重要的天文历法知识结合后为少数统治者所占据，其精神属性与王者的世俗权威共振，成为早期古国信仰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一传统可能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后来数千年历史中得到延续。

仰韶社会的发展在南佐遗址达到顶峰，“中”与权威的联系也在这座遗址中得到史无前例的强调。南佐遗址位于甘肃庆阳董志塬上，2021年来的大规模发掘让人们惊叹于这座遗址的宏伟壮丽，这座兴盛于5100—4700年前的遗址由外环壕所捍卫，壕内总面积达到令人咋舌的600万平方米，是同时代中国已知最大的聚落，遗址核心区由大型夯土建筑群和9座巨大的土台构成，形成一个开口朝向东南的巨大倒“U”型。夯土建筑群又称“宫城”，位于“U”型中部偏北位置，是一个面积接近3700平方米的长方形院落，外围环绕高2米的夯土围墙，主建筑F1位于这一院落的中央，由“前厅”和“殿堂”两部分组成，室内面积约580平方米，在当时可以说蔚为壮观，其中还发现精美的白陶、彩陶、绿松石器，显然是整个聚落中等级最高的王者居住的宫殿。后堂中央是一个直径约3.2平方米的巨大火塘，这一火塘与F1的正门、院落“宫门”处于同一直线上，而这条直线不仅成为夯土建筑群的中轴线，也成为整个倒U型遗址核心区的中轴线，其北端正好是9座巨型土台中最靠北的一座，其余8座土台则以之为轴大体左右对称，虽然整个南佐遗址的布局尚未完全揭露，但光是宫殿与9台构成的按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就足以刷新人们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它是我国已知最早采用此类布局的大型都邑遗址。虽然南佐的这一形制与后来成熟的以中轴线展开的都邑相比仍显原始，但也为这种以中轴线都邑规划的方式找到了较早的源头。

“求中”与“弃中”

郑州商城由内城和外城共同构成，内城大体呈东北角略斜的长方形，城墙周长约7千米，墙厚20—30米，采用夯筑法建成，至今仍可在郑州市内看到高出地面4—5米的城墙残迹，可见其巍峨雄壮。外城城墙保存程度差得多，目前已知部分大多在内城的西侧和南侧，现存已探明长度超过6千米。据专家计算，其总面积达到惊人的13平方千米，不仅比二里头古城规模更大，也比此前华夏大陆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个人类聚落都要大。由于商都所在的郑州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城建，特别是近代成为河南省省会后城市迅速发展，因此大量商代遗存被叠压在城市地下难以发掘，目前仅知大型夯土建筑——即宫殿区集中分布于内城东北，地势较高。这一规划看似打破了夏代前数千年逐渐形成的“求中”传统，可能是商人吸取了夏人疏于首都防范而失天下的教训，因此为城防而放弃了将宫城置于城中央。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郑州商城内城南、北城墙上的城门开口基本位于城墙中点，而东西城墙上在墙体上的缺口都正好可以将城墙分为三段。也就是说，东西城墙上各有两个城门，其分布显然经过刻意的规划。如此一来，郑州商城内城就是在南北城墙正中各开一个城门，东西城墙上又等距开两个城门，这种布局与《考工记·匠人营国》中“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的理想布局已颇为相似，特别是将南北二门连接起来，此时“经”正好从王都正中贯穿，正是一条中轴线，东西四门连接而成的“纬”又正好以中轴对称铺开，可惜目前尚未发现这类大路，但从古代城门与道路的关系来推测，这种布局存在的可能性不小。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偃师商城的布局上得到佐证。作为与郑州商城几乎同时开始建造的大型城池，虽然商王朝建起偃师商城可能主要出于军事目的，但其建城思路仍体现了对“中点”和“中轴线”的重视。偃师商城由宫城、小城和大城组成，其中宫城与小城建造时间较早，大城到早商中晚期才依小城城墙建立起来，因此宫城与小城的建造最能体现偃师商城起始阶段的规划思路。小城略呈长方形，其南城墙正中开有一个城门，宫城亦大体呈长方形，位于小城中部偏南，宫城中线与小城南门都正好位于小城中轴线上，甚至由城外向宫城内池苑引水的“几”字形水道也基本沿这条中轴线对称，可见商王朝的统治者们不仅知道中轴线，也重视在建城时规划中轴线，只是充分考虑地利因素后，在一些方面有所取舍。

理想与现实

取商代之的周王朝更是一个崇尚秩序和规范的新王朝，后来让儒生心向往之的周礼虽然大多构建于后代，其中却有不少要素源自西周。周原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两地交界处，是岐山山前一片肥沃的平原，总面积达36平方千米，这里正是周王朝的发源地，姬周正是以此为基地历经四代君主由小而大并一举灭商入主中原的。周王朝建立后，周原的地位也并未下降，何尊、大小盂鼎、散氏盘、史墙盘等大量青铜器密集出土于周原，表明终西周一朝，周原都是周王朝最为繁荣、等级最高的都邑之一。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岐山凤雏村发现一批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即著名的凤雏遗址群，其中凤雏甲组建筑、乙组建筑、三号建筑等西周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建造考究，特别是凤雏甲组建筑基址中还出土了西周王室祭祀占卜使用的带字甲骨，即“周原甲骨”，因此凤雏建筑群被认为是直属于周王室的宫殿和宗庙建筑群。近年来，周原考古队又在周原遗址发现一大一小两座城池，小城建于商末周初，沿用至两周之交，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也在两周之交后废弃。小城大体呈规整的长方形，南北长1065米，东西宽1480米，城内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其建造应当可以与姬周一族的崛起相呼应。而在周原小城发现后，学者们发现凤雏建筑群正大体位于小城北部，并位于南北中轴线上，坐北而朝南，与后世的建城理念不无相合。周原大城约在西周晚期借小城的北、西墙建造而成，造型亦为较为规整的长方形，城内面积约520万平方米。目前，大城东门已经发掘，这是一处由外瓮城、门道和台城组成的复杂建筑，其防御功能显著，考古工作者也在门道内发现红烧土渣土、青铜器残片等遗存，表明此处曾设有木质设施，却遭大火焚毁。种种迹象表明，修筑大城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周原都邑的腹地，这从侧面反映到西周晚期，周人的“龙兴之地”周原已不再安全，新建大城后，周原都邑原本的格局也不再存在，周人固然重视礼制，但也不得不屈从于现实。

综合这些发现，我们不难推测，在商末周初，羽翼丰满的姬周一族在周原按照“建中立极”的原则建立了宗庙宫殿与周原小城。而在西周晚期，随着西北犬戎炽盛，关中平原屡遭滋扰，敌人的兵锋甚至多次直指王朝的腹心之地，因此周王朝才决定在小城之外修筑大城以加强防卫。将商、西周两代的筑城史串联起来不难发现，在中国青铜文明的极盛期，建中立极的筑城规划思路已经成为王朝统治者的共识。

然而，人的力量总归有限，都城的政治功能固然重要，但是在山川走势、防卫需求、敌方压力、水源补给这些刚性条件面前，也只能居于次席。在王朝时代来临之前，石家河、石峁、陶寺等位于高原或丘陵地区的巨无霸城邦都未曾以“求中”贯彻城建；在王朝时代来临后，对“中”的强调体现在二里头古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周原都邑的规划建设之中，却因种种困难而难以长期维持，甚至在殷墟的例子中，这种理想规划则干脆被放弃。在两周之际的天下扰攘之后，至高无上的周天子王权旁落，天下诸侯争霸而征战不休。此时各国的都城建筑都更加考虑实用性，居险要地势而建的高城坚池成为主流，建造过分强调形式的《考工记》式国都既无能力、亦无必要。“建中立极”的理想在此时显然也是难以实现的，只能留待后世更加强大的王朝去实现。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